试论全球化条件下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从资本与国家关系的视角分析

建立在自由、平等之上的自由民主能够保持稳定性和持续性是资本与国家两种力量均衡发展的结果。全球化的来临意味着资本的运作超越国界。世界市场的逐步成型与建立，打破了原有资本和国家之间的均衡，打破了自由和平等的均衡，给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带来了挑战和危机。在世界范国内重塑自由和平等的关系及均衡资本和国家的力量，是化解危机的可能途径。

　　论文关键词：全球化 自由民主 民族国家

　　以自由、平等为价值的现代民主自其产生以来就一直被认为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民主既是一种制度安排又是一种价值形态。美籍日本人福山(Francis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认为，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观念作为人类统治的最后形式，也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自由民主的理念已经无可匹敌，历史演进的过程已经走向完成。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全球化给西方民族国家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对自由民主体制形成了冲击。本文试图在全球化宏观背景下，从国家与资本关系的视角来分析西方民族国家自由民主体制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可能的出路。

　　一、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

　　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人刺激了政治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政治全球化以一场民主化为标志的改革运动引导着。在2O世纪的后1O年中，随着冷战体制的解体，两极对抗的结束，意识形态领域中尖锐的对抗不复存在，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资本比以往更迅速地在全球流动。经济与意识形态隔阂的打破使得自由民主也随之在全球蔓延，民族国家普遍建立民主制度，“第三波”来势汹涌。民主理念除了在民族国家内得到广泛的认同外，在国际关系中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亨廷顿在他的著作<第三波——2O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称，“人类历史上采行某种民主政体的国家总数在世界上第一次占到了一半以上”；他还断言：“现在该是建立民主国际的时候了”。当人类迈进21世纪之时，民主不仅已经成为世界多数国家所认可的制度和价值观，而且不再是各个国家各自为政地为之奋斗的目标。国际事务带有国际性和公共性，需要多种权力主体进行合作，因而在解决问题的各个层面上都要求采取民主原则。维护、推进民主已经成为国际性的运动，区域性和世界性的以维护、推进民主为宗旨的国际组织已经出现并发挥作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已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可否实现是全球化时代给民主带来的挑战。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对民主的一些基本的设定价值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民主的主体是谁?合法性来源在哪里?民主反映的权限如何?以什么方式才能最好地实现民主?由于事物性质的改变，一些国际性事务已经不是单独的国家可以承担的，因而出现了一些国际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跨国公司等跨越国界机构的运作通过完全不同的单位来实现。在这些单位里，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以及共同利益、平等的价值并不适用。费里茨·沙尔普夫在<跨过政治中的民主>中谈到了此问题。在跨过政治中，合法性认证并非多数原则。欧盟被称为“调控国家”，只要严格限于其制定保护经济自由权和充分竞争的法则，那么其民主的合法性认证就是可有可无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是多数民主制，而是在有限的程度上通过价值观的协调一致和专业权威而取得的一种合法性的专家负责制：有谈判制度赋予的合法性，其准则是所有的参加者都必须表示同意，缺少其他谈判伙伴的赞同是追求自己优先权不可逾越的障碍；不需要追加其他合法性认证，只要谈判的利益各方是否事实上都有机会行使否决权，以及达成的协议是否有约束力。
　　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统治是因为合法性而得到承认；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统治是因为得到承认而获得了合法性。如果从社会学的研究来看，谈判制度实际上赋予了这种跨过政治民主的合法性。

　　二、全球化对自由民主内在逻辑的挑战

　　全球化提出的国际关系之间的民主化问题，是由于民主的运作领域扩大及应用范围的变化而民主原有形式的能力不足产生的危机。这只是对民主提出挑战的一个方面而已，更为严峻的是全球化给西方自由民主的内在发展逻辑带来了危机。全球范围的民主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与西方的民主化的内在发展都因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受到重大影响：或提供机会，或提出挑战，或带来危机，或兼而有之。
　　西方民主所经历的道路是：自由——宪政自由主义——自由民主。自由是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念的基石，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下建立起来的自由民主政体，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中心，相信个人权利和自由至高无上，主权国家的权力属人民。由于担忧国家权力被扭曲和滥用，最重要的是对国家的权力加以限制。在利用分权制衡使国家的权力受到限制的同时，既避免了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冲突，也保障了个人的权力和自由。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自由民主的观念不断深化。政治是要平衡各种利益，国家强调公共利益，因而个人无限的利益和欲望就成了民主政治的一大障碍。自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但不能单纯强调自由，必须与平等联系在一起。为保护自由，平等越来越受到重视，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普选制普遍确立。自由民主无论在价值上还是在制度上或者在实际操作中都得到巩固与发展。如果说自由民主的基石是自由与平等，在以之为价值观基础建立国家时，对于平等权利、公民地位、参与机会、物质保障以及社会平等方面都有积极的进步，进而使建立在基本价值观和秩序原则基础上的现实制度能够进一步发展。
　民主在西方有三个层次：一是社会生活的民主，二是作为管理层次的民主，三是政治民主。政治民主是民主的一部分内容，它的发展仅仅是民主的一个方面。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民主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越来越深入社会，扎根社会，代表着一种体制、管理方式和一种价值观念。
　　乔·萨托利的说法是：社会民主是指“其民族精神要求它的成员认为自己有平等的社会地位的社会”。在经济上，民主在政策上的取向是财富的再分配并使经济机会均等化。“享有民主的人群除了公民自由权和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参与权利还有社会福利的参与权和受益权。”民主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更多表现为一种公共生活或一种社会存在，涵盖经济、社会、行业组织和文化领域。让我们从近代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自由民主的发展.
　　首先，自由是资本的要求。资本的本质是增值，是追逐高额利润，而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让资本自由，资本自由流动才能提供实现资本增值的方法。而资本又主导着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是这个历史时期的轴心，影响着其他一切组织与制度的性质，决定着社会的性质，所以资本所带来的社会特性之一就是自由，在自由之中资本尽情地展示自己强大的征服力、扩张力和控制力。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毫无拘束地自由竞争带来的后果：在完全的无约束力的自由竞争中，资本在疾速增值，并将“自由”传播到它所经历的每一个角落。“如果说资本增长得越迅速，那么工人之间的竞争就增长的越迅速无比，就是说，资本增长‘的越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及生活资料就相对的缩减得越厉害”。在这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下，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被激化，高效的增值带来了社会的极端不公，社会陷入了能够带来灭亡危险的冲突之中，人们质疑“自由”，自由主义陷入危机之中。此时，“国家”以另一种力量出现，一种能与资本抗衡的力量，试图对资本进行调控从而缓解社会矛盾。人们在宪法框架范围内寻求自由，资本也在国家的经济调控下放慢了肆虐的爪牙，追求平等成为民主的另一个基本价值追求，也为民主的巩固莫定了另一块基石。这一基石的莫定是人们斗争的结果，是靠“国家”这一政治力量来实现的。建立政府、制定法律、维护平等，不管其最终目的是否是为了保护自由，其手段和客观效果的确限制了自由。
　　这样，国家机器一经运作，就注定了与自由资本的本质产生冲突。资本要增值，讲究的是效率，而在自由运作过程中，必然要带来不平等并使不平等加剧。作为市场外的资源再分配手段，国家以平衡、调解为目的，在限制矛盾极端化、对立激烈化的同时，客观上也压制了资本在市场的自由运作。以自由、平等为价值基础的民主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巩固是国家与资本两种力量相互妥协与调和的结果。
　　以效率为重的资本和不得不以公平为取向的国家调和与妥协取得自由与平等的平衡，不至于让自由在极端的发展中坍塌，从而使西方的自由民主在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取得成功的业绩。从这一点看，自由民主本身就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两种力量的妥协和调和会因其中任意一种力量的变化打破原有的平衡。全球化给民主的冲击正是改变了国家与资本两种力量的对比，从而打破了这一平衡。
　　最直观地看，全球化给西方自由民主带来的冲击首先是对民族国家边界的冲击。明晰的边界限定了民族国家的权力范围，是民族国家在其领土范围也是权限范围内进行社会协调和社会整合的基础。在领土国家及其边界和边界控制的前提下才能够谈民主，人们在这样的限定范围内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权威，才能够被称之为“人民”。正如卡尔·施米特指出：民主的概念是人民而不是人类。但是在全球化的脉络下，客观上存在跨国的活动领域与权力领域。
　　随着经济与科学的发展，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交往也日益增多，经济、生态、文化、安全领域都在加速非民族化国家的进程，同时在超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实行有集体约束力的调控的需求不容拒绝地在增长，这种对民族国家边界的冲击是全球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自由贸易和共同市场的日趋形成，市场不再受“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割，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相互依存日趋明显。与此同时，全球问题的增长也使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超越了地理边界的限制，疾病的传播、生态与环境危机、恐怖主义等问题是全球各民族国家都不能避开的问题，不能逃脱的责任，也不是单个国家可以独立解决的问题，这一切都客观地打磨着边界的隔阂。跨国界的活动需要跨国界的行动原则，自由民主是民族国家的原则，跨越民族国家，这一原则是否还能适用?
　　对民族国家边界的冲击从更深层面来看，可以说是资本自由流动性增强的后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扩张的结果。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学家乌·贝克认为，全球化即“用世界市场排挤或取代政治行为，也就是说实行市场世界统治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它仅仅从经济上考虑问题，把所有其它范畴——生态的、文化的、政治的、文明社会的全球化——都置于世界市场体系的支配之下”。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艾伦·米克辛斯·伍德认为：资本开始全球化运作，“资本主义才第一次真正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即渗透到国家、统治阶级和生产者阶级的实践活动、意识形态、以及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之中”；“甚至在西欧(更精确地说，与其说在英国，不如说在欧洲大陆)，资本主义只是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占领国家上层建筑，并且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资本主义本身的普遍化，它的社会关系、它的运动法则、它的矛盾的普遍化——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逻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资本自由运作的逻辑和全球化浪潮一起压倒了政治的逻辑、民主的逻辑。资本的自由流动要求没有任何阻碍，打破国家间的关税壁垒、打破国界的约束和限制及逃脱民族国家的调控范围是资本本质带来的，难以阻挡。资本的本质让其无论在何时都是以追逐高额利润为目的，其更加广泛的运作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带来与日俱增的平等。
　　为调节极端不平等，以平等、公平为取向的民族国家的体制没有与之同步发展，在各自影响范围不对称的情况下，国家对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在缩小。“受控制的资本主义”失控，“效益”被绝对化，平等、公正被压制。当政治调控的范围不能达到同社会经济行为联系的范围一样大时，原有的自由和平等的关系就被打破，资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自由流动，并且再次在没有拘束的流动中展示它强大的支配力量。国家对资本的控制能力仍被限定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其能力达不到与资本相匹配的水平，从而对资本的政治调控失效，协调妥协的矛盾冲突再度引起。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使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控制能力降低，国际环境处于市场统治的状态，否定政治决策，以竞争为核心的市场参与取代了平等的政治参与，消费者身份取代了公民身份；商品和劳务市场的国际化引发了各国“经济基地”之间的竞争，即国家设法把资本和工作岗位留在本国或者引入自己的国家。这种竞争迫使各国政府减轻企业和资本收益的税务负担，并限制对劳动关系和生产过程的社会调控。各个国家为了保持其“经济基地”的国际竞争力，只能以牺牲社会和政治目标的代价来实现。经济一体化已对国内产生反分配作用：1．资本与劳动的分配关系的变化。全球化的竞争把人们投入绞肉机，并破坏着社会的内聚力。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赢家通吃”的市场竞争规则导致两极分化。在市场力量占优势的地方，资本收入急剧增加，劳动收入停滞或下降，经济增长的代价是社会的高失业。失去调控的市场运作以资本增值为出发点，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失业的增加。乌·贝克认为，信息时代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新的劳动生产率法则就是“数量越来越少的、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人们却可以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效益和服务。经济增长不再导致失业率的减少，而是相反，要以劳动岗位的减少为前提条件——这就是高失业率的增长。2．雇员中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在美国，约占经理人员1％的高层经理收入剧增，365家最大公司首席执行官1996年的平均收人高达5781300美元；另一方面中层经理收入剧减，各个公司都在大减中层经理。而底层人员情况更加恶劣，有1700多万每年工作50周、每周工作40个小时的全职就业人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700万人沦为没有固定住址的无家可归者。(9)摆脱了限制的经济所导致的社会问题能够从总体上削弱人们对民主政治的信任，人们对国内民主政治产生了冷漠感和疏远感。原有的矛盾在更高层面上再度复发，曾成功控制住阶级冲突的福利政策因全球化的影响而在西方世界导致了新的经济困境。西方自由民主面临重大危机。
　　在20世纪9o年代以前，是国家与资本两者妥协调和使民主在自由、平等的基石上高度繁荣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使资本力量更加强大，摆脱了国家的控制，而国家的制度建设以及国际关系体系的建设则没有同步，导致国家与资本两者关系不平等，进而对自由民主的存在形成一种威胁。

　　三、化解危机的可能途径

　　解决民主的危机是要重塑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即重新让资本与国家的力量相匹配，让两者重新达到妥协调和，在效率与公平中求得平衡。要使国家与资本的力量相匹配，首先是要让国家与资本各自控制的范围相匹配。虽然现在世界上仍然存在着一些关税壁垒和边界控制，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跨国流动是不争事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系列著作中，包括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已经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将要克服一切障碍，实现自身的普遍化的发展趋势。西方国家的一些组织和制度的建立已经让关税和边界对资本的控制力越来越小，这样又必须找到一种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所产生的副作用以及带来的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资本流动和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全球性的公共问题增多，这需要政治实体管理范围相应地扩大。自由民主的内在发展所遇到的危机要放在全球的层面来解决。人们呼吁全球治理，呼吁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性的公共问题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来解决。这种国际关系民主化要求国家之间的义务担当与权力享用应该依据平等的民主方式进行配置，否则不可能达到预设的目标。与西方一直所奉行的自由民主相比，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民主文化更应该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应该是以平等为价值取向的民主化。资本的全球化加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国际资本的掠夺和穷奢极欲破坏了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管理存在的基础应该偏向于与弱小国家利益和诉求相联系的平等原则。由于现今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分配依然很不平等，因而从不平等向平等的转换在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推广有很大的难度和阻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
　　要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需要社会文化的支持和体制方面的基础建设。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人们才有可能通过重要的政治行动选择权来进行政治交往和履行政治责任。文化是历史沉淀的积累，有着持久的惯性、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体制的建设首先需要文化的认同，达成共识的人们才能建构起完善的、可顺利实施的体制。用何种意识来指导行动是需要慎重和警惕的。达伦多夫强调说：“向全球化方向的发展及其社会后果，与其说会助长民主的国家制度，不如说会助长独裁的国家制度。对于21世纪来说，一个独裁主义的世纪绝不是最难以相信的预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全球范围内需要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作为认同基础来支持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只有获得了文化认同，民主制度才能建立起合法性基础。虽然这种新的政治文化以什么为价值基础尚不明朗，但是对绝对自由主义的倾向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民主尊重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但是多元化也有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共同奉行的价值。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国际管理主体合法化需要全球共同的思想意识作为基础。当资本无拘无束地展示其力量，引来更多的社会不平等和更大的贫富差距时，重视自由又强调平等的民主文化是人类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所自觉接受的价值，和平与发展、共同幸福依旧是全球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这是国际公共事务处理的基本原则，也是确立国际公共秩序的基本精神。只有确立起全球化的共同意识，西方民族国家的自由民主面临全球化冲击与挑战所产生的危机才能获得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