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优化的外部环境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以高于GDP、工业的较快速度增长，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提升，较好地满足了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与此同时，我国服务业发展过程中仍呈现出生产服务业增长乏力、结构转型滞后、辐射和带动能力不高等问题。本文在综合分析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优化的外部环境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1问题的提出

　　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860．5亿元增长为2006年的82703亿元(当年价)，年均递增28．9％，高于同期GDP年均25．3％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全国同期工业25．4％的增长速度。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从1978年的89．4元／人增长为2006年的6291．7元／人，服务业的发展较好地满足了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服务密度从1978年的0．9万元／平方公里增长为2006年的86．1万元／平方公里，服务业的空间布局状况和土地利用效率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

　　在我国服务业总量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的同时，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水平仍然较为低下。西方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的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化进程表明，其内部结构呈现出逐步由劳动、资金密集型服务业占优势比重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的态势。七国集团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平均比重从1980年的30．8％上升为2002年的39．9％，增长9．1个百分点。这不仅符合七国平均的变动趋势，也符合所有七个国家的变动趋势，体现了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发展态势(表1)。而我国2004年生产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仅为20．7％，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当今世界经济竞争的重心正逐步向服务业转移，而服务业竞争的重点是知识、技术密集型、对整体经济增长有着较大辐射和带动能力的生产服务业。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缓慢、生产服务业发展滞后无疑将制约我国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

　　表1中的数据是G7国家的简单算术平均值。其中A代表整体服务业占GDP比重；其他各列代表服务业内部各分支部门增加值占整体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其中流通服务业包括批发零售贸易业、交通通讯业；生产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房地产业、商务服务业；社会服务业包括公共管理服务业、教育业、医疗业和其他社会工作。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增长和发展研究中心(GGDC)在欧洲委员会的资助下于2003年与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院(NIESR)联合推出了OECD国家产业数据库，对OECD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按《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第3版》(ISICREV3)划分的56个细分产业进行了归类。这一数据库使得各国间的综合产业发展对比更为方便。2004、2005年这一数据库分别得到了两次修正。
2我国服务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外部环境

　　2．1发展机遇与优势

　　(1)走新型工业化的路子为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需求基础。党的十六大提出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实际上对生产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新型工业化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路子，将推动第三产业中的通信、信息、计算机网络服务、科研服务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生产服务部门的迅速发展]。从生产服务业自身的产业特质来看，生产服务业拥有着众多的专家人才和科技精英等专业人力资本，具有着较高的知识、技术含量，能够作为中间投入直接带动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达到节约消耗性资源要素的投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随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逐步推进，居民收入水平提高、闲暇时间不断增长，服务内需旺盛。内需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难题。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恩格尔定律，当人们的收入水平仍较低时，会把收入主要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当收入水平逐步提高时，会把增加的收入更多地用来购买享受、发展产品。惠及十几亿人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建设，无疑将会带来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这会进～步扩大发展型、享受型服务产品的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时会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加强生产的社会化、信息化、化和国际化，从而带动生产服务业的需求增长。市场国服务业的增长以及结构调整带来了外部推动力量。

　　2．2劣势与挑战

　　(3)城市化建设的加速发展。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我国城市化率仅为17．9％，到2005年我国城市化率已上升为45％。城市与服务业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城市的功能往往是通过服务业的发展体现的。如交通、运输、商业的发展对于促进人流、物流、商流在城市内部的自由流动，促进市场的联结和扩散有着重要作用；研发、法律、会计、培训、广告、设计、咨询等商务服务业的不断发展能够促进市场的有效运转，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金融保险业的良好运转则是优化城市内部资源配置的必由途径。现代大都市的经济辐射和带动能力主要是通过生产服务业体现的。都市型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对于服务业的增长以及服务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升级都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4)专业化生产水平的提高产生新的服务需求。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强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一些“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会继续重组业务，分工过程进一步细化，大量的中问产品和加工过程独立出来。竞争压力还会引导企业将原本内置于企业的服务活动外置，即将一些原来属于企业内部的职能部门和业务转移出去，转向使用由企业外部提供的更加专业化的服务，如各种商务服务、营销服务、技术服务等。这些中问需求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部分。生产社会化、信息化、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得三大产业中混生的生产服务话动不断增长成为新的服务需求。

　　(5)中央政策的支持。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从此，加快服务业的发展逐渐成为我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导向。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将工业产品的增值税的大部分和消费税全部划归中央，而把服务业的税种划归地方。这为地方政府扶持服务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十五”期问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该意见制定和实施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2007年3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提出大力优化服务业发展结构，适应新型工业化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新形势，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规范提升传统服务业，充分发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作用，优化行业结构，提升技术结构，改善组织结构，全面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经济发展模式要“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我国的发展政策正逐步向服务业发展、服务业结构调整倾斜。

　　(6)我国已进入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阶段。2006年我国人均GDP达到2042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人民币，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6万亿元。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完善，2006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6％，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3％，保持了稳定的下降趋势。根据库兹涅茨(1971)，钱纳里、艾金通和西姆斯(1970)，赛尔奎因和钱纳里(1989)等人研究得出的各国GDP和就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我国产业结构正处于快速变动期，特别是服务业将处于加速发展的转折点。在短缺经济基本结束、工农业产品相对过剩的背景下，居民旺盛的生活服务需求和新型工业化推进产生的生产服务需求，是我国服务业增长的内部推动力量。世界经济服务化背景下产生的服务业的国际转移也为我。

　　(1)国际分工形势的制约。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高潮，由大型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协作体系正在形成，它主要由三个环节组成：生产制造、研究开发、管理运营。在这三个环节中，研究开发环节居于关键地位，管理运营环节能获取较多的国际分工利益，生产制造环节则处于较低的层次。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的基础和原则。而我国的比较优势仍体现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上，这决定了在全球分工协作体系中我们只能占据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随着发达国家纷纷把传统工业外迁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问正在形成“较高层次的服务业与一般工业、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格局]。这种分工格局导致许多制造企业构成跨国公司整体运营过程中相对比较封闭、单一的环节，产品线和产业链延伸不足，外商投资企业对当地的各种生产服务依赖程度小，产品设计、研发、产品营销等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基本被国外所垄断。这种分工格局大大制约了我国生产服务业的发展空问。
 

　(2)我国仍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我国就业人数由1978年的4．01亿人增加到了2005年的7．58亿人，增加了3．57亿人。但同时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正在逐步下降。“九五”期间GDP年均增长8．6％，年均增加就业人数804万人；“十五”期问GDP年均增长9．5％，年均增加就业人数只有748万人，比“九五”时期少56万人。就业弹性系数也处于下降状态。“十五”时期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为0．13，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带动就业增长0．13个百分点。但到“十五”时期，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下降到0．11。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由“九五”时期的94万人，减少到“十五”时期的80万人。经济结构的升级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可能会使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作用减弱。在服务业仍是我国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渠道的背景下，较大的就业压力无疑也会给我国服务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带来阻力。

　　(3)我国人力资源的总体水平仍较为低下。我国就业压力不仅体现在总量上，也反映在结构上，人才素质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在一些人找不到工作的同时，有些岗位却找不到合适的人才。就业的专业性矛盾较为突出，高端人才不足。这种状况也使得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岗位处于“虚位”状态。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服务业的增值更多地体现在专业服务人员与客户之间不断交流和沟通上，服务人员的知识储备、专业化水平起决定性的作用。服务业竞争的根本是人才的竞争，其成败决定于拥有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要优化服务业结构，首先要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4)体制性障碍不利于服务业结构调整。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过程中，工农业的改革力度较大并已初见成效。一些服务部门如商业、餐饮、旅馆、旅游业虽然是很早就实行市场开放，但服务业特别是垄断陛服务业从整体上说却是最晚放开的行业，相对而言是最为封闭的行业。以我国城镇地区2000年数据为例，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的国有经济比重达到96．4％，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为87．5％，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为86．8％，金融、保险业为68．2％，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为66．1％，房地产业为63％。国有企业信息的传导主要不是通过市场，而是通过层层叠叠的生产组织结构。它的优势在于能够通过中央政府的指令性计划，以较低的成本在全社会范围内集中调配资源和服务，但显然难以匹配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这些行业不仅具有垄断特征，而且还具有排他性，妨碍外部民间和外资的进入。特别是教、科、文、卫长期吃皇粮，也增加了政府的负担。不打破国有单位的垄断地位，在公共事业单位不引入竞争机制既无法有效提高公共支出效率，也无法有效促进服务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升级。

　　3促进我国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发展对策

　　3．1建立生产服务业发展考核机制

　　现阶段我国的社会资源仍是政府主导的。要进一步促进生产服务业发展、促进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就要加强政府部门发展生产服务业的动力塑造。尽管国务院开始淡化经济增长速度在考核地方政府政绩中的作用，但多年来形成的地区间激烈竞争的态势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地方政府仍不得不在考虑产业规划发展的同时兼顾增长速度问题。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目前工业无疑仍然是见效快、增长大、“立竿见影”的产业，而服务业则需要一定时间才能看出成效。我们要逐步将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服务业的发展指标纳入到政绩考核体系之中。摒弃过去考核官员政绩的“唯GDP论”、“唯工业论”等片面思想观点，树立科学发展的政绩观，服务业的发展要引起高度重视，很有必要把它提高到与工业一样重要甚至比工业更重要的程度。要充分发挥各地区行政首长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因地制宜，制定服务业发展战略目标和长远规划。

　　3．2鼓励服务业的技术进步与自主创新

　　创新是促进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动力。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充分利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对传统服务业进行改造，可以大幅度提高服务的科技含量，延伸服务内容，增加服务附加值；通过组织创新，运用现代新型业态改组改造传统服务业，可以激活传统服务业的自身创新能力，充分挖掘其发展潜力。另一方面，生产服务业的主要特征就是知识密集程度较高，它的发展离不开创新活动。一些现代生产服务业如研究开发业、信息业和软件业等既是技术的使用者，还是创新的推动者。创新不仅可以提高现行服务的生产效率，革新服务生产系统，提高服务质量，而且会导致新服务的产生，催生一批新兴服务业。

　　3．3加强服务业产权意识，重视服务业品牌建设

　　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以激发人们创新的无限动力。依法加强对商标权、著作权、专利、商业秘密权、反不正当竞争权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严厉打击盗版、商标侵权、网络侵权等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同时，品牌在服务业的发展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管制的放松，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以及全球化的推进，服务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服务品牌化为服务产品提供了更大的差异化的空间，有利于节约消费者搜寻成本和减少市场信息不对称，是服务企业有效的竞争手段。我们要通过资金和人才支持等政策倾斜，重点支持一批服务水平较高、管理理念较新、经营规模与业绩在行业中排名前列的服务业企业，打造全国乃至全世界知名品牌，提升服务业层次。

　　3．4加快服务业人才培养

　　生产服务业是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行业，需要高素质的专门人才才能驾驭。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生产服务业的经营管理人才不同于一般产业对人才的要求，不仅需要专门的技术和专业知识，也需要通晓国际商贸理念和规则，把握现代制造业和国际商务的技术特点。我们要加快服务业人才培养，拓宽人才培养途径，积极吸引和聘用海外高级人才。加快培养熟悉世贸组织规则的信息、金融、保险、各类中介服务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有计划地引导现有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增设服务业紧缺的专业，引导专业培训机构定向培养相应高级现代服务业商务人才。加强岗位职业培训，全面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服务业职业资格标准体系，提高服务业从业人员水平。
 

3．5完善服务消费法律法规，强化服务业质量管理

　　服务生产具有生产、消费的同时性，这使得现实中大多数服务的质量难以预期和控制，市场信息搜寻成本非常高昂，买者和卖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的不透明，这往往会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与实物生产不同，服务消费者也参与服务生产的特征使得即使服务供给者对于即将提供的服务产品也并不具备完全确定的信息。虽然政府采取诸如质量检验等于预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逆向选择所导致的劣质服务驱逐优良服务现象，政府的干预对于道德风险问题往往是不起作用的。如果缺乏信用，消费者对服务质量会心存疑虑，担心服务不规范、不守信，这种担心会使潜在需求不能转化成为现实。这就要求我们整顿社会治安秩序，完善服务消费法律法规。强化服务业质量管理，建设放心的消费环境，规范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

　　3、6进一步推进国有服务企业的改革

　　我国目前很多服务部门中国有经济比重仍很高，这决定了我们要将服务业发展与国企改革结合起来综合推进。要加快国有服务企业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区分对待不同情况的国有服务企业，采取差异化的改革措施。对于竞争性领域中的国有服务企业，要加快推进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股份制改造，增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对于承担公共服务和准公共服务功能、不能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服务业领域，也要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以产业化、社会化为方向，根据各自特点，实行不同的经营管理方式；对于在短期内仍然具有垄断性质的服务企业，要加快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在接受政府和社会严格价格监管的前提下，给予企业在经营、用工、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鼓励非国有经济在更广泛的领域参与服务业发展，在市场准人、土地使用、信贷、税收、上市融资等方面，对非国有经济实行与国有经济同等的待遇。

　　3．7改善财政金融政策，营造良好的服务业发展环境

　　我国目前的金融制度要求贷款需要固定资产抵押，但生产服务企业尤其是商务服务企业的特点是企业规模较小、对人力资源要求较高、缺乏可供抵押的资产。在社会缺乏一套可供使用的信用体系的前提下，生产服务企业融资面临较大困难。我们可以逐步设立生产服务企业风险投资基金，为生产服务企业发展创造融资条件。各省市设立省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由省级财政在预算内资金中分年度安排，主要用于国家引导资金的配套，以及影响大、带动作用强、具有示范效应的服务业重点项目的贴息或补助。省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每年安排一定比例的担保资金用于中小服务企业。扶持农村服务业发展。

　　3．8推进服务业信息化进程，提高服务生产效率

　　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促使一个全球性的信息社会正在逐渐形成。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信息技术在服务业内部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关于服务业的发展长期以来存在着悲观派和乐观派两大派别，其中悲观派以Baumol(1967，1985)为代表人物，他质疑服务业是一种技术型的停滞部门，其加快发展将会导致整体国民经济增长的低水平。“服务业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弱化了服务的生产消费同时性，为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带来新的增长空间。信息化通过强化信息采集的能力，加快信息传递的速度，提高信息处理的效率，进而提高服务效率。同时，信息化将各种信息规范化、数字化，建立数据库，充分挖掘信息资源的经济价值，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率，增加服务品种和服务内容。信息化是进一步提升服务业结构和效率水平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