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动力：对外开放推动的经济发展

本文系统 总结 了对外开放对 中国 国民 经济 高速 发展 的推动效应。对外开放，引进了我们需要的资金；引进、学习、吸收、消化了国外的 科学 技术，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技术的再创新；也使我们学习和借鉴了国外先进的管理知识和经验，以及 现代 的 企业 制度；而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沿边内陆开放，形成了我国全面开放的格局，这些开放地带和这种开放格局，使我们内生了新的体制机构和新的生产力增长点；在经济增长的因素中，通过加工出口贸易，我们将数亿剩余劳动力这样的劣势转变成了劳动力资源丰富这样的比较优势。这样一些对外开放的方面和内容，是30年来强劲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对外开放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需要 历史 、客观、符合 规律 、动态地看待。需要指出的是，对外开放的利，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发展中国家，远远大于弊。
　　关键词：对外开放；闭关锁国；现代化；经济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不论每一个国家是否愿意，经济的全球化似乎势不可挡。从历史上看，那些适应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分工、协作、合作的国家，在其对外开放中获得了利益；那些将自己封闭起来，则较少地获得世界技术进展的扩散效应，不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不能在全球分工和协作中获得自己应有的利益。当然，在全球经济中，一个国家经济实力、技术水平等等因素决定着其在全球分工中的主动程度和被动程度。对外开放，主动参与和应对经济的全球化，应当是每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策略。
　　邓小平同志讲，“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1］党和国家将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我们从引进外资、建立特区和实施沿海对外开放战略等方面逐步实行对外开放，强劲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
　　
　　一、允许境外资本流入的增长效应
　　
　　发展经济学家经过研究证明，资本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资源配置效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达国家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对于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较小，而资本投入的增加则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
　　贫困恶性循环论认为资本稀缺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1953年，美国经济学家R.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中存在着供给和需求两个循环。从供给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能力，低储蓄能力引起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这样周而复始，形成一个循环。从需求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低购买力使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不足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这样周而复始又形成了一个循环。两个循环互相影响，使经济状况无法好转，经济增长难以出现。贫困恶性循环有两方面含义：(1)资本缺乏造成了低水平的供给，又造成了低水平的需求，突出了资本在消除经济停滞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特殊地位。(2)第一个循环侧重资本存量、收入和储蓄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循环侧重市场容量、收入和投资之间的关系。把两个循环联系起来可看出：即使有了投资引诱，也缺少储蓄可以用来投资；同时，即使有了储蓄，也缺少投资引诱足以消化储蓄。因此，这两个循环很难打破，更难由向下的循环转变为向上的循环，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贫困、长期经济停滞的局面难以改变。“贫困恶性循环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抱相当悲观的态度［2］。中国在1978年时，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就会存在贫困的恶性循环。
　　1978年，中国资本积累与当时96 259万人口的规模相比，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规模全部超不过5 000亿元人民币，当时全民所有制总资产为3 273亿元，城镇集体和人民公社资产占全部资产的35%左右。)人均资本积累只有520元。在改革开放后，我们摆脱了贫困的恶性循环，除了得益于中国居民高储蓄习惯和政府动员和集中资源的能力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大规模引进外资，用国外直接投资来推动经济发展。
　　利用和引进外国资本，对中国的直接经济作用有二：一方面是提供外来的储蓄来源，从而促进国内投资。由于国际资本的净流入是用于进口中间投入品、机器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因此引进外资可以达到一举两得之效果。1979年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利用外资的新纪元。但是最初5年，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十分有限，每年批准的项目仅有300多个，年均实际投资金额不到6亿美元。改革开放的历程大大改写了这一纪录。30年来，为了弥补国内资金、技术、设备、管理以及人才方面的不足，利用外资迅速进入扩张时期，而且外资进入领域不断拓展，贡献也不断提高。1979—2007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7 602亿美元，平均每年262亿美元，2002年以来利用外资一直居于世界前三位。2007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748亿美元，1983年为9.2亿美元，年均增长20.1%。另一方面是提供外资支付手段(即外汇)，从而保证进口。197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到2008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95万亿美元。 　　利用和引进外资的长期结果是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建立国内生产部门，提高收入水平、出口水平和国内储蓄水平。从中国成功的外资引进看，产生了多方面的经济效应：(1)由于引进外资建设技术先进的 工业 部门，使国内经济结构逐渐得到成功改造，为替代传统出口产品，增加出口打下了基础。(2)随着先进技术和设备不断增加，规模经济效应逐渐明显，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间接地刺激出口。(3)外资的引进，促进经济发展，使国民收入增加，引起国内人均储蓄能力提高，而国库财政收入的提高也将提高公共储蓄能力，从而整个国家的总储蓄水平趋于上升。上述第一、二两方面的效应增加储蓄，缩小了中国改革初国民经济储蓄的缺口。
　　
　　二、技术引进与经济发展
　　
　　技术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之一。现代经济发展证明，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随着工业社会的深化，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一个长时期的跨度看，世界经济的竞争不再是资源、资本、市场和国土的竞争，而是技术的竞争。因此，虽然在发展之初，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技术因素，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一是建国初期由于轻视科学技术，忽视甚至敌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将技术人员和专家当作走“白专”道路的对象批判，中国科学技术不仅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4%左右。迅速加快技术进步，对于保证和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二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资本的贡献率将逐步下降，而技术对增长的贡献率将日益上升，特别是在节能减排、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等方面，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后，国家提出“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技术发展路线，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跨越战略。1979—2005年，我国共对外签订技术引进合同近8万项，合同总金额2 000多亿美元。其中，“十五”期间，签订技术引进合同3.5万项，合同金额近730亿美元，占改革开放以来引进技术总额的36％［3］。2006 年，合同数量增长为10 538 项，合同金额从2001 年的90.9 亿美元增加到2006 年的220.2 亿美元。
　　从最近的许多 文献 研究看，对中国技术引进多有责难，一是认为引进外资和技术，特别是市场换技术，没有将国外技术换来，许多关键的技术仍然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特别是跨国公司手中。二是认为30年的技术引进，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中国技术的自主创新，使中国自己的科研院所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三是30年的技术引进中，特别是前15年的引进中，硬件引进较多，关键的软件技术引进较少。四是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国外投资中，资本引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较高，而其技术外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高。
　　改革开放以来技术引进方面我们确有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应当全面、历史和客观地看待中国技术引进的30年，技术引进的成就是主要的和巨大的，并且技术进步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技术引进使我们的许多技术从无到有
　　改革开放的30年，我们通过派留学生，引进专家，引进、吸收和消化技术，并且在此基础上创新，基本上全方位改变了科学技术领域的空白，也提高了我国许多科学技术领域研究和开发的水平。
　　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的前半期，我们主要引进先进技术设备，那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纯技术引进(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与投资结合的技术引进( 合作生产、合资技术许可、合资技术设备入股、独资技术许可)比重逐渐上升。与设备(成套设备与关键设备)结合的技术引进比重则呈现下降的趋势。纯技术引进的比重由1995年的13.69%上升到2001年的48.3%。2006年，纯技术引进的金额已经达到147.6亿美元，所占比重达到67%。纯技术已经处于中国技术引进的主导地位，技术引进的质量有了明显改善［4］。　　2.缩短了我国技术进步的时间，节约了推进技术进步的成本
　　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技术应用，最后到技术的产业化，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需要大量的成本。中国机械行业从1978—1999年，共引进2 000多项先进技术，重点骨干企业基本上都引进了国外技术。通过消化吸收与自主研究开发，促进了产品的更新换代，提高了整个机械工业的技术水平，使机械工业在20世纪末，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缩短了近20年的技术差距［5］。日本在1950—1975年25年里，它通过引进吸收了全球半个世纪开发的先进技术，而支付的外汇总额不到60亿美元。据日本自己测算，这种做法使其节约了2／3的时间和9／10的研究开发费用。结果使它在60年代与西方国家的科技差距缩短到10—15年，70年代大部分制造业部门的技术水平已接近欧美发达国家，到80年代其工业技术水平在国际市场已处领先地位［6］。我们引进技术的时间和成本节约效果虽不如日本，但是，毫无疑问，必定在缩短技术进步时间和节约技术研究开发成本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3.完善和提高了我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各产业的技术体系和整体水平
　　从改革开放初期看，在农业方面，虽然在育种技术方面有所突破，但是在基因等生物工程技术方面，在从石油化学农业向绿色生态农业转变方面，技术仍然是空白；在工业方面，如冶金、机械、汽车、电视机、新材料等等许多技术方面，处于层次低、空白多、智能化低、技术集合性差的境地；而在服务业方面，铁路、地铁、移动通讯、信息处理等技术，层次更低，技术的集合能力更差。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我们无论是在农业的生物工程、设施农业等方面，还是在工业的汽车制造、机械装备、生物医药、航天航空、电视冰箱空调等方面，以及在服务业的移动通信、高速 交通 等方面，系统化、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 网络 化、生态化等方面的技术进展，与1978年相比，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4.许多引进的先进技术被我国生产、服务和消费领域所吸收和消化，并且许多技术创新是在引智和引进技术基础上实现的
　　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三峡工程设计安装26台70万千瓦特大型水轮发电机组，而当时中国只有设计制造32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的能力，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为此，于1996年6月宣布三峡左岸电站14台70万千瓦机组一次性进行国际招标采购，并且在引进设备的同时，要求和保证核心技术完全转让到位。国内有关企业又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显著提升了我国水电产业整体技术水平［7］。再比如，通讯数字程控交换机，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主要是引进设备和技术。在引进国外技术的基础上，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有关科研院所和企业通过将 计算 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结合，进行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技术研发，先后成功开发出了HJD-04、IM-601、C&C08、ZXJ-10和SP30等一系列大型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实现了程控交换机产业的群体性突破。一举打破了跨国公司对这一技术领域的长期垄断，将产品价格由引进初期的每线数百美元降到了20—30美元，大大降低了电信运营企业的网络建设成本。国产数字程控交换机的成功，大大提升了我国在世界通信技术领域的地位［8］。但是，如果关起门来，没有在通讯方面的引知（学习国外先进知识）、引智（国外留学生回国和引入国外专家）、引设备（提供运行参照）、引技（购买引进有关技术资料）等等，我国在这方面的技术突破是不可想象的。
　　5.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技术，打下了我国自主创新坚实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仅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更需要在大量引进适用技术的基础上，大力提高引进、消化、创新能力，坚持在发展的基础上引进，在引进的基础上消化，在消化的基础上创新，从而实现技术快速进步，构造创新型国家。需要指出的是，科技自主创新不等于闭关自守。比如20年前，中国开始引入移动通信技术；经过移动通讯产业快速发展的20年后，中国移动通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成为世界上移动用户最多的国家。而推动这一切的，正是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自主创新移动通信技术不断的发展。纵观中国移动通信技术的演进，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模拟时期、数字时期和数据时期。20年间，中国走出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之路，在引进设备时同步引进生产技术，使中国的移动通信技术跨越了国外传统的发展阶段，最终赶上国际先进水平［8］。这个案例说明，我们需要开放，需要引进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将其模仿、消化和吸收，为我所用。更重要的是，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技术创新。即引进后学习，学习后应用和转化，应用后自主提高［7］。　三、先进管理和 现代 企业 制度的引进
　　
　　对外开放，对 中国 企业的管理及其企业制度的建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结果是，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企业形成了 科学 而又制衡的内部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使企业经营管理的效率提高，而决策和经营的风险下降。
　　1.过去 政治 代替对 农村 和企业生产经营的管理 1978年前的30年中，我们的城市城镇工厂、商业企业和农村社队及农场，对职工和社员的工作激励和考核，对劳动、生产和经营的管理，虽然在管理实践之中也创造了鞍钢宪法、统筹工作法等较科学的管理办法，但是，管理和生产单位的制度大体上表现为这样一些特征：首先，是用革命和无私奉献等思想意识的 教育 ，使劳动者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忘我工作，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对工作先进的，以大会表扬、带红花、评模范标兵、提升职级等等措施来进行表扬和奖励。而对迟到早退的，上班不努力的，用写检查检讨、开斗私批修会，甚至可能以改造不好的人员进行处罚。其次，对工程建设，项目投资，只是要求大干快上、赶进度、赶速度，许多项目边设计、边勘探、边施工、边投产，不搞可行性论证。再次，企业经营管理，不讲物质利益，没有奖金，甚至要取消八级工资制；不讲科学管理，西方的科学管理办法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办法；不讲成本核算，只讲产值、任务，消耗和浪费很大。最后，城市企业和农村社队及农场，先是被看做一级党政政治的延伸组织，其结构按照军事化的方式组织和管理，城镇的工厂被看做是全国生产计划的一个车间，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实际上成了生产粮食等产品的准军事保甲屯垦组织。这种整个国家的经营管理和生产单位组织制度，产生了以下后果：
　　1.绝大部分劳动者没有工作的积极性。因为对劳动者的考核是政治表现第一，并且工作的成绩与劳动者所得的结果不一致，甚至少出力而政治表现好、政治成份好的，在利益的分配上多得；而多出力的，并不一定多得，甚至因为是教育、改造和专政的对象，连起码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在这样的体制下，农村的社员和农场职工，虽然不迟到、早退，但是出工不出力，工作的责任心不强，劳动的质量较差；城镇企业的职工，则也是出工而节约自己的体力，不出智力，也不学习提高自己的智能和技能，劳动的效率较低质量也较差。
　　2.大量的工程项目投资大、效益低，甚至报废，给国民 经济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许多项目，因地质条件不明，水电和矿产等资源不配套， 交通 不便利、技术工艺不过关等原因，或者在建期间就成了报废项目，或者投资之日就成了亏损项目，或者产品质量低下，或者规模不经济等等，建国前的30年，不按照科学技术和经济 规律 搞建设，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3.企业和生产队及农场管理粗放，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的行为没有经济利益的刺激作用。对生产工序的统筹、合理的库存、优化的运输等等科学的管理方法，在大多数的工厂和农村没有得到应用；在产出讲生产数量，讲社会总产值，不讲消耗，特别是企业内部，投入产出、成本效益观念淡薄，更谈不上要考虑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等这样的成本意识；而在工作和劳动管理方面，只是计日制，可能3个人的工作5个人甚至更多的人做，显性和隐性的出工不出力和怠工现象非常普遍，劳动效率越来越低。
　　2.国外先进管理知识和经验的引进和借鉴
　　首先，在意识形态上，我们逐步承认了物质利益对劳动行为的刺激作用，放弃了用政治挂帅和第一的方式，恢复按劳分配，实行计件工资，并且工资奖金与工作质量和工作绩效挂勾，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增强了劳动者工作的责任心。这点不再赘述。
　　其次，我们从引进外资和其管理知识中，学习了其科学的管理方法。从管理知识讲，古典管理、行为科学和现代各种管理理论和方法，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从西方各国的管理 文献 中学习到的。从管理方法和方式看，企业的预测与决策、战略、人力资源、生产经营、财务、投资、风险控制、库存等等软件，以及 计算 机控制系统，都为节约管理时间，节约管理人员、提高管理效率等等，提供了先进的手段。而从外资企业中，我们比较了中外企业各个管理方面的巨大差距，看到了日本和欧美等外资企业对劳动纪律的严格管理，看到了港台资企业在成本和财务方面的精细管理，看到了各国外资投资者在投资可行性研究、协议谈判、知识产权保护、合同签订等方面的程序化和严密管理。如此等等，对外知识窗口的打开和外资的进入，确实使我们学习和借鉴了许多西方科学的管理知识和经验，使我们的国有、国有控股和民营企业都从中受益。

　　再次，从国外企业的治理结构来看，我们学到了现代的企业制度，即将企业作为党政单位和工厂，转变为现代公司体制。企业要有明确的出资人，而且，一个稍有规模的企业，出资来源要多元化，以分散风险和形成资本规模，并且大都为负有限责任的公司，以控制企业法人与 自然 人之间因经营方面而形成的风险转移；我们学习了在出资人明确的条件下，企业内部要决策、执行和监督三分离，以形成有效的制衡，防止经理层形成内部人控制；我们学习了大中小各个不同规模的企业，在财务、总部和工厂、总公司和子公司、经营销售等方面应当选择的合适的管理模式，包括财务、风险控制等方面的管理模式。
　　在农村，解散了人民公社和社队核算分配的制度，为适应农业生产较为简单的特点，将农田承包到户，基本上形成了家庭经营的生产组织形式。
　　总之，对外开放，我们了解、学习、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符合经济性的生产组织和管理的理论和经验。无论是农户，还是城市中的企业，与30年前相比，其管理的科学性和效率大大提高，成为国民经济健康 发展 的工作、生产和经营基础。不能不说对外开放是我国30年来，企业经营和投资建设损失减少、成本降低、效率提高，进而推动国民经济成长的重要原因。
　　
　　四、特区、经济开发区、区域开放与经济成长
　　
　　中国政府在中国沿海，包括一些内陆地区建立的特区、保税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等等，实行的是特殊的行政和经济体制，有的特区，如深圳，还有自己的一定的立法权；并且中央在其开始创立和吸引外资时，在税收等方面也给予了一些优惠政策。在政府行政机构设置上，特区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政府的机构数量要比其他地区的政府少，特别是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有几种管理模式，如政府开发公司管理模式，委托非政府开发公司管理模式，政府派出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模式，以及后来的上海浦东等一级政府的管理模式。无论是特区政府，还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区的管理，都本着高效、统一、快速的办事原则，设置机构和行政程序。在这里，企业注册、征地、投资、建设和投产验收等等方面的时间，要比其他地区快一倍到数倍。目前，许多特区、开发区及高新技术区，除了管理机构小而精外，还从大厅式集中办公、一站式行政、 电子 政务、统一执法监督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提高行政透明度和效率的制度建设。
　　特区、经济和技术开发区，其实行特殊的体制和政策，有这样几个作用：
　　一是阻断中央和省级政府各部门对地方改革和创新的制约。从中国的改革开放来看，动力和突破基本上来自于地方，并不来自于中央各部门积极主动的改革和放活。而且，中央各部门对地方进行了许多改革和开放举措，大多都按照部门的文件、规定等等，加上要向地方行使其权力，都予以程度不同的否定和干涉。制度变迁的特点为诱致性的而非强制性的。从中国改革的 历史 看，每一次改革，都是由“违规”起步的，先是由诸多的议论，部门频繁的检查和批评；当改革出了成绩，并为学术界、社会舆论、管理各部门的政府、党组织直至中央领导肯定，有关政府管理部门才有可能转变看法。因此，给特区和开发区在机构设置、变通法规和行政审批等方面以较大的权力，才能突破中央和省级政府各部门的不利于改革开放的常规性管理，使改革开放能进行下去。
　　二是引进、学习、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的行政和经济管理体制，并形成与国际惯例和规则等接轨的条件。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所有制方面也是一大二公。在这样的体制下，从政府对投资和企业的管理讲，企业有主管部门，生产和销售要有计划，土地是无偿划拨的，没有企业法等等；我们自己管理的企业，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集体企业，还没有管理过外资企业，也没有搞过中外合资企业。而国外来注册和投资的企业，包括与中国企业合资，其适应的是国际通行的企业体制。这种局面下，需要特区、保税区和开发区等，按照国际上市场经济、通行 法律 规则等等，去建立没有特区，以及后来的保税区和开发区等等，按照产权清晰和市场经济的要求，注册登记企业；按照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企业的规则，取消企业的主管部制；按照政府监督管理的规则，成立对市场和企业的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形成企业、市场、监管等法律和法规，比如合同法等等，最早普遍应用于特区。 三是隔离了当地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对特区和开发区 发展 经济 的约束。对一个区域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约束，除了来自于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各部门外，也来自于管理开发区域政府的各部门。而开发区特殊的行政管理体制的优势在于：首先，提高行政效率。在行政审批上实行统一行政，防止了一个项目投资、一个 企业 注册等等，需要到许多个部门报批，并且时间极长的现象发生。其次，阻止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机构对企业的收费和罚款。甚至有的开发区，区内企业受到保护，不允许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机构到开发区去收费和罚款。这是为什么特区和开发区企业投资经营发展成本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四是其体制和经验，包括经济发展，产业的成长，对非特区和开发区，以及全国形成试点、示范、扩散、带动、关联等效应。从特区，到保税区，再到经济和技术开发区，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到省市级经济和技术开发区，其政府在特殊区域和园区内的体制和政策，逐步地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地、从中央级开发区到地方级开发区试验和推广。这样的改革和开放格局，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加大了产业的扩散性和关联性，由于分工协作、产业延伸，生产配套等等，加上物流集散，发展带动了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的经济发展，也带动了中西部地区产业、 交通 等方面的发展。樊纲在谈到特区在体制改革示范的作用时认为，开始改革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缺少信息、缺少知识，而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特区，当仁不让地充当了迅速吸收消化引进各种关系、制度和信息的一个重要机制。要理清各种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推动改革顺利进行，这就需要在一个区域内做全方位的改革去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为全国的改革先行先试获得全方位的知识、信息、经验和教训，然后用于指导全国的改革，为全国做示范、做样板。这就是经济特区的重要意义和重要作用所在［9］。
　　综上所述，邓小平同志搞特区，就是要在 中国 的大地上，学习国外先进的体制和机制，新生出一种新的 现代 的企业和政府体制；就是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形成新的产业体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极大地解放生产力。对外开放，特区、保税区、沿海大开放、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后来的内陆区域及沿边开放，功不可没！
　　
　　五、对外贸易与劳动要素的比较优势
　　
　　1978年以后，在经济的对外关系上，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呢？是依靠人口多、内部市场大，自力更生发展自己 工业 ，走进口替代式的工业化道路，还是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走出口导向，在积极出口的同时提升本国产业水平的工业化道路？30年来，中国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20世纪瑞典经济学家赫克谢尔和俄林提出了国际贸易的资源禀赋学说。这一学说是发展了的比较利益学说的复杂形式。该学说认为，不同的商品生产要求不同的要素比例，而不同的国家在生产要素的供给上赋有不同的条件，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禀赋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就不相同，生产要素的配合不相同，而生产商品的相对价格也就不相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应输出在生产中需要较多的该国家资源丰富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输入在生产中需要较少的该国资源稀缺的生产要素的商品，充分利用国际贸易之便，扬长避短。
　　包括亚当•斯密、李嘉图、俄林等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家极力赞扬自由贸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可以带来以下好处：第一，自由贸易会促进国内的经济增长。由于贸易可以使一个国家超过生产可能性边界去获取资本和消费品，以较低价格得到在本国稀缺而昂贵的原料、其他新产品以及技术知识等等，从而为工业生产的持续而范围扩大的增长创造有利的条件。第二，自由贸易降低商品的价格而且使各国有更广阔的消费选择范围，可以增加消费者福利。第三，在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中，一个国家进口它以相对高成本才能生产的商品，出口它以相对低成本生产的商品，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可以获得利益，并使消费和投资水平提高，而且进口竞争趋向于提高国内生产者的生产效率。第四，按照要素禀赋理论，出口将倾向于提高丰裕、便宜的生产要素的报酬，而进口则会降低昂贵、稀缺生产要素的报酬。由于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丰裕要素享有的贸易利益的比重比稀缺要素大。因而自由贸易会使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有所改善。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论者积极主张，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各国应当积极地参加国际贸易，采取外向的政策，撤销贸易壁垒并完全开放商品和劳务的国际市场［10］。　　中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1978年时，达到95 809万人，到2008年时，达到132 500万左右；而人均耕地、淡水、矿产资源、能源、森林、国土面积等等指标，都在世界平均水平的1/5—1/2，一些指标的人均占有水平甚至更低。对此，周也进行过研究：中国最核心的比较优势为：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要素成本便宜，劳动密集制造业产品竞争力较强；比较劣势为：国土人口密度大，生产和生活的环境容量较小，人口众多、劳动力就业压力较大，土地、淡水、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人均水平较低，适宜于农业的土地和气候条件较差，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低，产品的品牌效应较弱，技术、资本和土地等资源型产品的竞争力也较弱。人均物质资源相对贫乏和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并且素质较低，是中国最重要的国情。而且，1978年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224美元，处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倒数第几名之中。在这样一个起点上，打开国门看世界，要与世界经济交往，在最初向外开放的格局下，究竟走怎样的工业化道路，确实需要探索。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为：土地、淡水和矿产等资源丰富，资本密集，技术水平较高，产业和产品的品牌效应较强，国土人口密度较小，环境容量较大，技术、资本和土地等产品竞争力较强。比较劣势为：劳动力要素成本昂贵，一般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程度高的）产品竞争力相对较弱。
　　从发展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的角度看，全球经济中，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劣势和优势，通过相互的贸易，生产并出口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少生产甚至不生产并进口自己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样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各国形成适当的分工和协作，可以使各国双边和多边都在相互贸易中的利益最大化。
　　因此，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和劣势看，中国应当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和便宜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美国等发达国家进口这些产品，消费者会觉得产品便宜；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劳动力价格昂贵，供应国内消费者会觉得很贵，向中国出口制造业产品，中国消费者也会觉得很贵。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可以向中国出口自己具有优势的高技术及资本密集型产品，土地资源密集型的粮食等产品，中国可以弥补技术和粮食产品供给的短缺，降低其价格；中国短期内自己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一是技术水平还相对较低，无法生产，二是即使生产，可能价格太高，消费者无法承受；而随着 农村 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成本也将逐步上升，用很多的人，在相对少的土地上生产粮食，来全部供应国内需求，也是极不合算的；中国进口高技术产品，是对自己一定阶段上技术不足的弥补，而适当地进口美国的农业产品，实际上是进口土地、淡水、化肥等资源，从比较利益方面讲是合算的［11］。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用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价值的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换取了少量的技术、知识和品牌产权含量高的产品，是不合算的。但是，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整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素质决定的，而且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非一日之功。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必须参与这样的国家分工，才能在世界经济交往的格局中获得自己的利益。而且，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很大的国情下，想急于求成，将出口贸易调整成为技术和品牌产权含量很高的结构，结果只能使大量的劳动力闲置和失业，使国民经济的损失更大。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前面已述改革开放初期，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为9.7%，30年后，2007年我们提高到66.8%，提高57.1个百分点；贸易规模从改革初的世界各国第29位跃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从0.8%提高到7.7%。林毅夫和李永军研究了1981—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对出口变动的弹性。他们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该弹性数值大致在0.1 左右（平均值0.105），即出口每增长10%可以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近1个百分点。该弹性的数值在80年代则相对较低。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随着时间的变化有增长的趋势。80年代早期，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低于10%（比如1979 年为5.1%），90年代后期则基本上稳定在20%左右（比如2000 年为22.9%）。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增加必然增加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程度。证明了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的重要性［13］。2001年以来，许多学者认为，出口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在1/3左右。 　　六、对引起争论的一些问题的看法
　　
　　虽然对外开放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对于1978年以来的对外开放，学术界及舆论在劳动密集出口是不是值得，市场换技术没有换来，跨国公司并购影响产业安全，银行吸收国外战略投资者有股份被贱卖，外汇升值使得我们外汇储备和投资的债权和股权贬值等等方面，也有这样和那样的责难。那么，怎样理性、平心静气和 历史 及客观地看待这样一些问题，并认真 总结 经验和教训，是未来我们更好地进行对外开放的前提。
　　首先，我们应当全面地看待对外开放，将它带来巨大的利益和其伴随的有关问题相比较，要肯定其成就远远大于发生的问题。在过去对外开放的30年中，我们没有选择拉美曾经以借债为主投资企业的模式，主要采取了吸收外资进入的中国的办法，使外商进入中国办企业，投资的风险由其承担，市场由其开拓，我们在市场开拓、技术研发等方面付出的成本较小，而且发展经济的风险也较小。前面已述，我们通过外资的进入，引进、学习、吸收、消化和创新了我们的管理方式和企业体制，使我们国有工商企业、银行和民营企业等等，在管理和企业治理结构方面的现代化方面有了显著的进展。也使我们各个产业方面，包括行政管理、生活消费等方面的技术，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使我们在许多 科学 技术领域中的水平往前追赶了20—40年，有些科学技术，我们已经站在世界的前沿。我们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从20世纪70年代不到5%的贡献率，提升到了2008年的40%以上。从未来看，正是有过去30年对外开放中我们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正是我们引进、学习、吸收、消化和再创新，奠定了我们下一步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条件，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将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建设成为有竞争能力的技术强国。而对外开放，根据我国自身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和协作，出口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获得比较利益，占我国经济增长的1/3。可以说，对外开放，改变了中国，中国是对外开放战略的最直接的受益者。
　　其次，应当历史地看待对外开放过程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其一，需要指出的是，对外开放是一个学习和积累经验的过程。我们从清朝实行闭关锁国国策后，洋人用炮舰打开了我们的国门，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与前苏联关系的破裂，到1978年之前，我们在经济、科技、文化等交流上又几乎重新关起了国门。怎样引进外资，怎样引进技术，怎样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怎样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并且为我所有和所用，从清朝起，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并没有成熟的经验，与中国的国情相比，也无相同的经验照搬，是一个全新的需要探索和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出一点问题是不可能的。其二，对外开放初期，我们的经济实力、技术实力和外交实力较弱，与外商，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谈判，让其成本较低和毫无保留地转让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一般来说可能性较小。并不是我们用市场一点技术也没有换来，只不过市场换技术，在不同的领域，换取的程度不同而已。如彩电（从显像管到液晶显示）、冰箱、空调、洗衣机等技术，就是从让市场中完全换来的。从开放的后期来看，越来越多的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将越来越多的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其研发总部迁往了中国，或者将其研发的一部分设立在中国。当然，由于科学技术进步需要大量的投入，要有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转让，特别是一些关键的技术，一是要拥有方同意，二是需要一定的成本，三是入股也要分红。这是财产权利制度和市场经济使然。 再次，应当客观地看待对外开放过程中发生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要正视我们对外开放的国情。对大量的劳动密集产品换取少量的技术密集产品，引起了一些学者，包括舆论的忧虑，甚至反对。但是， 中国 的国情是，从统计上看，有3亿多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而耕地只有18亿亩，每个劳动力不到6亩；并且第一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高达40%，而第一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则为10%左右，试想40%的劳动力，54%的农业人口，由于农业税取消后，10%的农业增加值几乎都留给了 农村 和农业，即使这样，如果仅分配10%的增加值，其收入只能为城市人口的1/3。一个出路，就是要将大量的剩余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领域转移到非农业领域。而这样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所创造的产品，国内需求是消化不了的，需要国际市场加以消化。而国际市场对劳动力成本较为便宜的中国产品的需求，使剩余的劳动力有工作机会，使剩余的劳动力资源不闲置，使其因文化知识水平所限不能创造高端产品，但是能在技术规范和管理下，创造体力和技能性的产品，这是中国这样国情下比较优势的发挥，是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利用出路。而将大量的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弃之不用，而要全部追求高知识和高技术劳动力创造高端和高附加价值的产品，以此来进行国际贸易，实施这种战略是不现实的。而在对外开放中，我们确实出现了一些引进设备中吃回扣，引进了一些质次价高、技术水平低的设备，以引进设备为由出国考察，对外部信息掌握不及时不准确，光引进设备而没有引进技术，出让国有资产时价格过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不能归因于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上。其发生的原因，与我们过去的传统的国有 企业 体制有关，与我们过去仅仅为 政治 ，而不注意收集 经济 信息的外交工作观念和方式有关，与我们对外经济交往中国家公职人员经济犯罪的监管和打击不力有关，与我们财政体制对公务人员和国家事业人员出国这样的公务行为和开支管理不力有关。我们需要的是改革和完善体制，强化 法律 和司法体系，加强管理和监督，自觉堵塞对外开放中的各种漏洞，而不是责难对外开放这一重大战略。
　　最后，应当从市场经济原则、经济 规律 、经济变动客观趋势等角度看待我们对外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市场经济是讲经济人行为准则，讲产权，讲博弈、讲竞争力，讲信息的掌握程度，在博弈、竞争中进行合作。比如，中国贸易的对外依存度太高问题，它是国民收入国家分配比率高，而居民分配比率低，因而国内消费相对不足，而国家和企业分配多，投资企业生产出来的物品，如果在国内消费不了，就必须出口来平衡，因此，国内对外贸易依存度高，是国内国家、企业、居民分配结构和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的结果；而并不是对外开放造成了中国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结果。再如，中国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贬值损失的问题，也被议论。由于同样效用产品在 发展 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价格不一，随着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逐步地要升值，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东亚一些后发展中国家相对美元，普遍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升值了100%—200%。从中国的出口看，人民币相对于美元便宜，对我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有利。但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劳动力价格上涨，同样效用的产品要在世界上趋于价格平衡，从长期看，这些都要强劲地推动人民币相对美元和其他发达国家货币升值，人民币的汇率走势不可能逆这种趋势而动。
　　还比如，如何看待关于银行股被贱卖的议论。中国的各国有商业银行，在20世纪中期时，资本充足率很低，呆坏账率很高，由于大量的债权是国有企业的贷款，而国有企业整体效率较差，因此， 金融 体系的风险极大。中国的货币发行在国家的手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补充了银行体系的资本金，剥离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并且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包括国外的战略投资者，又补充了有关商业银行的资本，改善了其资本结构。实际上，银行股改，需要资本多元化，而国内当时私营资本的规模还较小，并且意识形态方面对私人资本过多地参与银行有顾虑，采取了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做法，从目前看，我们不能否认，中国银行体系中风险得到降低和控制，与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改善资本结构，引进先进的银行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国有企业资产在购买中被流失，中国企业的品牌被国外跨国公司兼并，中国的稀缺的土地和矿产等资源被低价进入产品后出口，并且将污染和排放留在了中国，也是对外开放被责难较多的话题。国外企业家到中国做生意，一定是本着经济人的原则行事，一定会讨价还价，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我们需要从自己的处境和条件看，也要建设和强化讨价还价的体制、信息、方式和能力。也许有的国有企业的资产放在中国传统的管理模式下，资产会真正被消失，而外商购买后，我们还能获得税收、就业等利益。至于民族品牌，需要中国的企业自己珍惜。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强调 科学 发展，一些地区在对外招商和引进外资方面，严格了起来，土地不再被低价出售，硬要山青水秀也不要污染的GDP，已经成为许多地方官员的发展理念，污染较严重的企业不再被轻易引进，一些早期招商的外资，包括内资企业，其结构也在调整，其污染排放被控制和要求治理，虽然程度不同，珠江、长江、太湖、黄河的水质，这几年都有所改善，并且还在采取措施，将进一步改善。
　　总之，通过对外开放，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学习了国外领先的科学知识，引进、吸收、消化和创新了国外的技术，并且更可贵的是，我们学会了如何与国外在经济方面打交道；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在30年的开放过程中，引进了我们最为稀缺的资金，并将自己的剩余劳动力这样的劣势通过加工出口贸易，转变成了比较优势，强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尽管在对外开放的历程中，我们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遭受过这样或那样的挫折，但是，我们打开国门，对外开放，海纳百川，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在对外开放中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闭关锁国而经济发展迟缓造成的损失。退回去，闭关锁国，是没有出路的，也根本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