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鲁迅对国民劣根性与鬼神文化关系的探讨

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总结是在鬼神文化背景下进行的。鬼神文化是因，国民劣根性是果。经由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批判，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从而完成了对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鬼神信仰的彻底否定和批判。

鲁迅一生致力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尤其是在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批判方面做出了前无古人的卓越贡献。但长期以来，人们在充分肯定这方面成就的同时，却相对忽视了他对鬼神文化与国民劣根性之间内在关系的探讨。事实上，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总结是在鬼神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鬼神文化是国民劣根性的内在根源和滋生的土壤。与其说鲁迅揭露与批判了国民劣根性，毋宁说他藉着国民劣根性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漫长的鬼神文化，从而进行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清理。只有充分认识这一点，才能对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作出相应的评价。

一、“鬼蜮世界”：对国民劣根性的文化背景和环境的揭露与批判

对国民劣根性的文化背景和环境的揭露与批判鲁迅是同时代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一。南京是他接触西方文化的起点，在那里接触到的西方文化大致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数学、地理、机械等专门学科的现代科学知识。二是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有关进化论的学说。这两方面文化之所以给鲁迅以极大震动，是因为它们都与以鬼神信仰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强烈反差。前者代表科学与无神，后者代表迷信与偶像崇拜。正是这一鲜明对照使鲁迅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毅然选择了舍弃自身的传统文化，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鬼神文化一直是鲁迅心目中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他一登上文坛，就以揭露批判鬼神文化作为反封建的核心内容。早在1903年，鲁迅就在《中国地质略论》一文中提出了“因迷信以弱国”的看法，指出当时“风水宅相之说，犹深刻人心”，号召人们从此迷信中苏醒过来，“斩绝妄念。文明乃兴”。鲁迅加入《新青年》，开首的文章便是历斥“鬼神之说”。文章历数上海“灵学派”的“把科学羼进鬼话”、“带了妖气”，到山东历城“神童做的《大干世界图说》”，再到绍兴《教育杂志》上的“仿古先生向科学宣告死刑”，以及“近来北京乩坛印出一本《感显利冥录》”，指出这种种“鬼神为道德根本”之说，“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pt,zse,~3o言谈之中充满激愤之情。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里，鲁迅将中国几千年历史概括为“吃人”的历史，而这“吃人”的本质就是“祖先崇拜的伦理道德”和“束缚人心灵的鬼神信仰”。鲁迅通过大量事实，揭露了中国人愚昧悲惨的生存状态，并说明了此种生存状况与浓厚的鬼神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从而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鬼神文化。

小说，是鲁迅探索中国文化和国民性格的重要途径。鲁迅通过对民间饮食起居，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生活方式和心理的真实描绘，展现了在鬼神文化背景下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在《长明灯》里，鲁迅描写道：“这屯上的居民是不大出行的，动不动就须查皇历，看那上面是否写着‘不宜出行’；倘没有写，出去也须先走喜神方，迎吉利”。《风波》里的七斤，满脑子装着“雷公劈死了蜈蚣精，闺女生了一个夜叉之类”，而对他生死攸关的“辫子”事件，却不闻就里，也不愿追究。《故乡》里的闰土，因是“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在生活的重压下已几近木偶，而念念不忘的仍是“一副香炉和烛台”。可见鬼神信仰在人们心中占据着何等重要的地位。在《孤独者》中，鲁迅记载了祖母入殓前众人至为关心、志在必行的三大条件：“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而人阐真正的亲情与生死之感慨倒在其次。在《狂人日记》与《药》中，鲁迅反复提到了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吃的愚昧信仰。《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神签也求过了，愿心也许过了，单方也吃过了”，最后让宝儿服下何小仙开出的药方，不料几小时后便死去。但何小仙所说的“火克金”的迷信理论却并未引起任何人的怀疑。鲁迅以大量的、不可胜数的事实证明了，中国人是时时处处生活在深重的鬼神文化信仰当中，其日常生活、心理状态都浸透了浓厚的鬼神色彩。鲁迅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揭露社会上不时宣扬的一些“毒蛇化鳖”、“乡妇产蛇”、“冤鬼夺命”等鬼怪奇谈，抨击不少地方盛行的“烧香拜龙”、“作法求雨”、“放爆竹救月亮”、“放焰口施饿鬼”等迷信习俗。他说：“华夏大概并非地狱，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总充塞着重迭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魂，牛首阿旁，畜生，化生，大叫唤，无叫唤。使我不堪闻见。日鲁迅以“鬼蜮世界”来形容中国人所处的人生环境，以“鬼打墙”来形容“鬼蜮世界”的人生感受。真可谓触目惊心、骇人听闻。

鲁迅曾说，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两个时代概括了中国全部的文明史。其实，人无法摆脱“奴隶”的身份，正是因为生活在一个“鬼蜮世界”。人一方面成为被魔鬼辖制的奴隶；另一方面又成为辖制他人的魔鬼。鲁迅一生的作为，就是希望中国人能够走出“鬼蜮世界”，脱离黑暗，步人光明；不再是奴隶，乃是一个拥有了自由的“真的人”。为此，他对“鬼蜮世界”，以及中国人的“鬼气”与“毒气”作出了毫不留情的揭露与批判。
二、“无特操”：对鬼神文化侵蚀下国民劣根性的概括与总结

对鬼神文化侵蚀下国民劣根性的概括与总结鲁迅对中国社会所做出的真实而深刻的把握突出体现在上述对“鬼蜮世界”的揭露上。然而鲁迅并未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而是更深刻地挖掘了鬼神文化侵蚀下国民的性格特征与精神面貌，并将其高度概括为“无特操”。国民劣根性的所有特征，几乎都可以“无特操”来加以概括。而这一概括，正是在中国几千年浓厚的鬼神文化背景下得出的深刻结论。与其说鲁迅是在暴露国民的劣根性，毋宁说他是在揭露中国鬼神文化的罪恶。鬼神文化是因，国民劣根性是果。因为世界观决定人的行为心理，鬼神文化属于信仰和世界观范畴，而国民劣根性则属于性格、心理与行为，如果仅仅看到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而忽略了他对鬼神文化的反叛以及对这二者之间渊缘关系的勾勒，那么，就会大大损害对鲁迅思想深刻性及其价值的认识。

“无特操”的国民劣根性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骑墙善变、马虎敷衍。鲁迅说：“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象很少‘坚信’。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即‘这种”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其实是那一面都不相信的”。魄神信仰是一种泛神或多神信仰，既然所信者多，则不可能具有独一执著的坚信态度，对任何神明都须不可不信，同时又不可专信全信，于是见庙就磕头，见佛就烧香，凡事凡物都尊为神便成为普遍的信仰特征。但什么都信，又什么都不全信的盲目信仰不可能造就执着的信仰态度，于是，马虎敷衍，既信又不从，骑墙善变便成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和处世方式。鲁迅赞扬西班牙式的书呆子精神，认为“讲恋爱，就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信旧教，就烧杀异端，一革命，就捣烂教堂，踢出皇帝”m的坚执品性在中国是不会有的。这一品性缺失的背后实质上隐藏着“什么都信”又“什么都不信”的鬼神信仰本质。

(二)瞒和骗。在少坚信，多盲信，实不信的信仰状态下，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对待鬼神的态度——瞒和骗。鲁迅说，中国人对于神明“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任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D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区别罢”。4所谓”虚无党”，实际上就是对神、对人、对已都采取瞒和骗的态度，是一群自欺欺人之徒。鲁迅说：“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例如对于土地和灶君”。同为鬼神，而对待的态度，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而在这两种不同方式中表现出的相同内容，就是瞒和骗。鲁迅称火神”是随意放火的莫名其妙的东西”，但”它因此而受着崇祀”。p叫专说中钻木取火的燧人氏不被人供养，民问赛会中也没他的份，而随意放火的火神却受到敬祀，成为赛会的主角。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它是恶神!鲁迅说：“火神菩萨只管放火，不管点灯。凡是火着就有它的份。因此，大家把它供养起来，希望它少作恶。然而如果它不作恶，它还受得着供养么，你想?’仰噜迅一方面讽刺了国人在供奉神灵问题上的荒谬无理，另一方面则揭示了国人在对待神灵问题上的欺软怕硬的性格。祭灶，是民间常见的生活习俗，中国人认为所祭的灶君老实，于是不免要欺哄它、捉弄它。祭灶所需必不可少的祭品是麦芽糖，鲁迅说，供奉这糖的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它的牙，使它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酉这样，灶君虽然上了天，但满嘴是糖，含含糊糊地说不清，玉帝便对下界的事一无所知，人便可以依旧作恶，却天下太平。在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人对鬼神的信仰，并不是为了获得道德的提升，也不是为了寻找一种至高的公平裁决，而是恰恰相反，对鬼神的敬拜与供奉，只不过是一种瞒与骗的手段而已。通过对鬼神的祭拜，一方面获得一种免于良心谴责的灵魂慰安的自欺效果，另一方面则以此达到遮人耳目，应付环境，以期继续作恶的欺人目的。这就是鬼神信仰的实质。

对神灵尚且如此，对人则更是这样。虚伪，狡猾，善变，恃强凌弱，是所有瞒与骗者的行为操守。鲁迅以戴季陶为典型，说明其“忽而教忠，忽而讲孝，忽而拜忏，忽而上坟”，“其毫无特操者，不过用无聊与无耻，以应付环境的变化而已”。戴季陶的这种为应付环境变化而采取的瞒和骗的手法，可以说是中国统治阶级惯用的技俩。鲁迅深刻地指出：在中国，“革命一旦成功，成为今日之旗号的言论自由啦，结社自由啦，天下为公啦，宗教是鸦片烟啦，都会忘得一干二净，现出一副全然不知的脸相。藏匿在为国家的美名之下，抛弃掉无罪的糟糠之妻子；宗教是鸦片烟的叫喊声声犹在耳，自己已经接受了耶稣教的洗礼，按基督教的教义举行结婚仪式，这已是家常便饭。破坏文庙和夫子庙的两手还没有去洗，就又去复活祭孔”。H鲁迅尖锐地揭露了中国历史上历次革命的实质即在于瞒和骗。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历史无论怎样翻云覆雨，也无法摆脱同样悲惨的命运轮回。统治阶级以瞒和骗愚弄百姓，而下层劳动人民则同样深陷于瞒和骗的大泽中，丧失了一个普通人起码的为人操守。鲁迅在阿Q身上突出描绘的见权贵就怯懦，见弱小就蛮横；时而投降革命，时而又出卖革命；既老实愚昧，又奸诈狡猾的特性，与国人对待鬼神的既奉承又欺侮的态度如出一辙。阿Q深陷于瞒和骗的精神胜利法中，灾难深重却陶然自乐，鲁迅由此而深刻地揭示了鬼神文化中国人悲剧的性格和命运。
 

(三)实利与势利。中国人缺乏坚执的信仰以及与之相连的殉道精神，与中国人注重现实，追求实利密切相关。鬼神信仰将人们的思维局限于现世人生，所谓的来世，只不过是现世的轮回，其实质与现世没有本质区别。何况在伪信中的中国国民，追求的目标更是只有现世，而无来生。“天国”从来都是自欺欺人的借口。鬼神文化导致了中国人只求实利的功利主义信仰态度，而这一实利的功利主义信仰态度又反过来加强了少坚信，实伪信的信仰特征。二者互为推动，彼此强化。

鲁迅认为，宗教信仰本具有“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是“不安物质之生活”而“有形上之需求”的人所追求的。8宗教具有使人“离是有限相对之现实，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的性质。然而，国人的信仰却有着福、寿、禄等具体的现实目的，并追求现世现报。“无事不烧香，急来抱佛脚”是这种急功近利，实利主义信仰的具体表现。鲁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确有为信仰而”焚身的和尚，“砍下臂膊布旖无赖的和尚”，但这并不能代表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z]ms在鲁迅的作品里可以看到，从贵为霸主的项羽，到贱为无姓名、无籍业的阿Q，脑子里所装的无非是现世的物质享乐。阿Q期待革命成功后所拥有的“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和邹七嫂的女儿等等，代表了中国上上下下各阶层人的人生理想。在基督教传人中国的近现代，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你为什么信洋教?为了三块北洋造。神甫不给我洋钱，我不奉教”。鲁迅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吃教》的文章，指出：“耶稣教传人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鲁迅认为这两个字实在道

出了中国教徒的“精神”。以实利主义为人生准则的中国人，必然将信仰作为交相利的工具，也必然以现实的实际需要来选择信仰的目标。鲁迅说中国人“要做事的时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时候另外有老聃，要被杀的时候我是关龙逢，要杀人的时候他是少正卯，有些力气幻时候看看达尔文赫胥黎的书，要人帮忙就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这实在是中国人信仰的实际表现。实利主义的功利心理是中国人在信仰和人生态度上善变、无操守的内在根源，现世的物质享乐是中国人衡量一切信仰取舍的不变律条。在这一律条的支配下，中国人形成了趋利避害，见风使舵，患得患失，苟且偷生的性格。这是一切围绕着个人的实利得失而必然采取的人生态度。鲁迅说：“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从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日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电中国人的“不为祸始～不为福先”的处世原则，都是围绕着实利主义的人生观而产生的。这是日渐自私、庸俗、卑怯的根源。一个拥有只为一已实利打算的民族，是一个势利的民族，也是一个卑怯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岂能产生前驱和闯将?鲁迅常常感叹中华民族缺少“诚和爱”，也热切期待着中华民族成为“信而立”的“真的人”。正因为如此，他发出了，“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年，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蜜制膏丹，全都踏倒他”的呐喊。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响亮、最坚决、也是最彻底的呐喊。

以上分析说明，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总结紧密结合了中国人的鬼神信仰。鲁迅的重大价值决不仅仅限于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和批判，而是经由国民劣根性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从而完成了对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鬼神信仰的彻底否定和批判，这是至今仍值得我们继承的一份思想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