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传媒时代文化诉求的后现代意蕴

传媒时代的来临使文化发展呈现出新的特征：传统文化固守的“文以载道”的出世性被消解，文化消费性代之而起。鲍德里亚揭示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从生产型社会转向了消费型社会，从而文化附着于物更具有符号意义。文化的消费性取向是：一方面，人们通过文化实现或展现出更多的自由与个性，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另一方面，文化打破了传统文化的统一性诉求，越来越成为时代的无厘头，也喻示出多元价值纷争。面对传媒时代文化发展的悖论，须寻求新的文化策略，这已经具有了建设性后现代意蕴。

　　汤林森曾在《文化帝国主义》中释义文化：文化作为资本主义的话语，重点是消费行为过程与经验的商品化，文化的扩散实质上就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张扬，这样的文化会使所有的文化体验都卷入商品化漩涡中，同时它也是现代性的一种扩张。由此以来，消费文化借助现代传媒使大众文化更加趋向功利、媚俗和无厘头。其一，当这种带有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意蕴的多元文化兴起之后，不同文化何以共存其二，“多元文化”是否应重建起一种公共理性?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解析。

　　一、“后现代性’’释义

　　大卫·雷·格里芬把后现代主义分为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或消除性后现代主义)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或修正性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相联系，前者强调对现代性的解构和摧毁，表征着一种认知的“断裂”，它肢解或消弭了“现代”确凿无疑的特征。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既包含时代涵义，又是两种异质思维方式。像类似古代人和现代人之间关系的争论一样，一般说来，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也是相对于古代性而加以定义的。至于现代主义的源头，则应追溯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豪放不羁的艺术先锋那里。现代主义的特征可以大致总结为：“审美的自我意识与反思；对喜好声像同步与蒙太奇的叙述结构的拒斥；对实在的自相矛盾、模糊不清和开放的不确定性特征的探索；对喜欢强调结构、消解人性化主体的整合人格观念的拒斥。”对于后现代性，它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转变，或者说，它意味着具有自己独特组织原则的新的社会整体的出现，意味着与现代性的断裂，这是西方学者鲍德里亚、利奥塔(某种程度上包括詹明信)所叙说的一种变迁的秩序。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关键性特征，便是“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消解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层次分明的差异消弭了；人们沉溺于折衷主义与符码混合之繁杂风格之中；赝品、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反讽、戏虐充斥于市，对文化表面的‘无深度，感到欢欣鼓舞；艺术生产者的原创性特征衰微了，还有仅存的一个假设：艺术不过是重复。后现代主义以反叛者的姿态凸显于当代西方社会，它立足于微观层次来理解当代社会，拒斥传统和现代理论所钟爱的总体化和宏观性，赞成微观理论和微观政治，拒斥现代理论的一致性假设和因果观念。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的重心从树根、树干转移到树叶，它探求的目光不再是综合的整体的对象，而是投向零碎的东西。这一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及多元性，其中贯穿着对传统和现实的持续不断的否定、突破和摧毁的过程。“R．H．麦金尼认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争论的根本问题是一和多的问题，在他看来，现代主义者是乐观主义者，它期望找到统一性秩序的一致性或体系的总体性、客观真理、意义及永恒性。而后现代主义者则是悲观主义者，他们期望发现多样性、无序、非一致性、不完满性、多元性和变化。

　　“后现代”成为学术界最热门话题，究竟它是现代的延续，还是现代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断裂?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是学术界比较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但是无论我们怎么看待它，它都已成为传媒时代不可阻挡的潮流。后现代与现代是什么关系似乎变得不重要了，关键是通过“后现代”现象揭示其内在逻辑。后现代的核心和重点在于对意识哲学的批判和对主体性、自我概念的批判。后现代问题不单纯是学术论争，并且后现代话语渐渐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领域，后现代无孔不入。
二、后现代中的文化价值维度

　　后现代文化付诸传媒大行其道，或者说后现代又是一个传媒时代。当代传播媒介的广泛变化——从文字到图像，从纸质到电子，从平面到立体，从单向输送到双向乃至多向互动等——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在借助当代技术力量的过程中迅速成长、壮大。人们生存在媒体信息建构的世界之中，因而占据人生大部分时间的传播媒介决不可小视，它不仅塑造着人们的感官，并且还直接代替着人们的感知和思考。传媒为实际的观赏实践提供了一套又一套“游弋漂浮的花花绿绿的节目”，二十四小时不停播放的MTV节目、一轮接一轮的视觉上的轰炸……传媒效应尤为高调。随着当代传播媒介的不断变化，当代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新消费时代的最广大民众基本生活利益实践及其价值的表达方式，它的存在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遇。传媒时代的今天，价值体系已不再是一元的，它所追求的是更加多元的后现代的东西。传媒时代所呈现的后现代已综合了失序、消解、相对主义和碎片化的各种形象。

　　罗曼蒂克与豪放不羁已成为后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鲜明主旋律。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已荡然无存，文化世俗化代之而起，艺术活动逐渐淡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更多游离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伴随各种传播媒介对于自身图像能力及其效果的日益明确追求，作为“读图时代”的具体文化实践形式，当代大众文化已形成了一种对于视觉性表达和接受的大规模崇尚。而当代大众文化实践之于人的感性生活目标及其享受利益的肯定，以及对于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娱乐价值观的陈述，恰在这样一种视觉图像大面积生产的直观感染性中获得了自己的充分实现。吉米的漫画、成人连环画、各种插图本读物、图片讲究的时尚生活刊物……视觉表达和接受活动的“非知识性”，一次又一次连续倾诉着大众的当下嬉戏情绪，娱乐满足的直接快慰则进一步激化了当代大众文化在媒介变化过程中对于视觉活动的追求热情。虚幻的影像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广泛而长期地触及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家庭中，电视传播占据了我们生活休闲娱乐的大部分时间和空间，在工作中，电脑多媒体传送的影像已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形象、媒介、仿像组成了我们的世界，实际上这些都可以看做是传媒世界的后现代性的彰显。

　　三、传媒时代的文化悖谬

　　现代传媒所呈现出的文化诉诸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商品性

　　在技术世界中，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化已经丧失了真正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即丧失了艺术品的创造性，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艺术不再具有创造性，成了受市场导向、利润动机和交换价值支配的商品。对于这种大众化艺术，其创作者所关心的是上座率和经济效益，而不是艺术完美和审美价值。比如，在当代，同商品拜物教相一致，出现了“音乐拜物教”，人们对音乐的崇拜已异化为对艺术所能取得的交换价值的崇拜。

　　2．不确定性

　　当代传播媒介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尽可能广泛地凸显媒介与受众之间兴趣关注点的直接互动及其迅速更替：媒介权力既受制于其自身对于大众生活事件的敏感程度，同时也受制于与大众兴趣转移的一致性。正是在这种变化的直接推动下，当代大众文化日益呈现出对于各种价值可能性存在的理由的实践兴趣和广泛变换。今天，人们已无法要求大众文化的具体实践过程仅仅执守于长久不变地维护某种既存利益。实践兴趣、利益追求和表达方式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成为当代大众文化价值陈述过程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它一方面成功地再现了当代传播媒介的立场变化，另一方面也明确体现了当代大众文化实践本身的价值多元性与变异性。

　　3．肤浅性

　　这是当代传播媒介变化过程中大众文化的一个显著征象，它清楚地表明，在今天这个时候，大众文化价值陈述过程的内在方面，总是同当今时代某种整体的文化消费能力相一致。事实上，当代传播媒介变化本身所激发并实现的那种对于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的时尚化推崇，在大张旗鼓地鼓励了一种无视文化生产的精神创造深度、文化积累的(大众)集体消费狂欢的同时，也迅速培育了整个社会的、我们时代对于各种“当下性”获取和满足的直接消费能力。而当代大众文化的“时尚性”特征恰恰是同当代传播媒介变化所鼓励和培育的这种能力相一致和互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不仅表征了当代大众文化价值陈述的不确定性，而且为当代大众文化“祛深度性”、“祛历史性”的消费追逐创造了具体的满足效应。

　　传播媒介的影响使得文化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向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低头屈服的堕落倾向，文化艺术失去了自身存在的自律性和独立性，艺术被严重地物化。
 

　四、传媒时代的文化出路

　　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对传统文化的解构具有一定合理性，它打破了传统文化“宏大叙事”的桎梏揭示出人所应有的“酒神精神”，喻示出人的自我与自足性。在一个“现代化”急速前进的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人陷入了无比的焦虑，但后现代主义对文化无厘头的强调则大大缓释了人们的紧张情绪，也不同程度地满足着人们发泄的渴望。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媒体超常发展的冲击下，文化否定迹象不足为奇，这有其深层滥觞：

　　首先，对于“后现代生存”社会来讲，占据社会人的大部分时间的是电视屏幕，它不仅塑造着人们的感官，还直接代替着人们的感知与思考，后现代人是经由电视屏幕获得“现实”经验的，而后现代媒体给予人们的“现实”，却不像人们透过窗户看到的那样，这只是一种假象。为此，博尔斯坦曾说：“今天所谓‘现实’，不过是由媒体技术和编码规则加工过的伪事件、伪历史、伪文化的堆积”，超负荷的信息与符号生产，使得有序解读身体呈现、时尚、生活方式与闲暇消遣更为困难。

　　其次，大杂烩式的世界给人们的往往是眼花缭乱的世界。在这个审美多元的社会，大家已经形成一种审美疲劳，加之这个时代是呼吁个性突出的时代，个性已经没有了极限，越是突出、夸张越是引人注目，这使人们形成一种审美错觉，误以为自己所体验的那种高刺激的生活和高质量的享受就是完美的，这无疑是麻木不仁的悲哀。

　　　再次，浮躁、冷漠、急功近利的世纪转型期心态，促使渴望消解、平衡、互补的情绪产生。领略或经历过上世纪太多变化和动荡的人们到了新的世纪，有的已经变得冷漠麻木，对急剧发展变化的世事见怪不怪、当惊不惊；有的则变得浮躁冲动、急功近利，经济物质潮流的汹涌澎湃使人们身陷其中身不由己、左冲右突、疲惫不堪，这种世纪转型期的心态导致了渴望对功利的消解、对浮躁的降温、对冷漠的刺激、对冲动的平衡、对快乐的补偿等心理情绪的产生，于是只求开心、享受人生的行为成为普遍趋势。

　　最后，现代化进程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促使社会意识出现转型。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和现代管理方式、劳动方式的出现，人们在生活节奏加快的情况下已经没有足够时间休闲地坐下来和从事高雅的艺术活动，没有足够的冷静通过艺术培养接受活动和去完善、充实自己，许多人欣赏艺术只是为了调整节奏，只是为了排遣疲劳，获取被“沉重”所挤占的快乐，因而与此时代生活现状相适应的社会意识产生。

　　后现代主义在否决现代文化霸权之后也陷入了矫枉过正的泥潭，它大肆张扬一种多元文化主义，强调每种文化自足而不可通约。美国人类学者R．本尼迪克特在其《文化模式》中指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模式，很难用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去评价另一种文化，因为人类的行为方式有多种可能性，而每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在无穷的可能性中只能选择其中一部分。文化相对论强调每个文化现象只能用其本身所从属的价值系统来判断，不存在适用一切社会的绝对价值标准，每种文化没有高低、先进与落后之分，也不能相互比较。客观上多元文化主义对于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等做出了贡献，但是它却否认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共通性，甚至把文化说成是内在于各个民族或个体的神秘的东西，在哲学上陷入了不可知论。实际上多元文化主义所主张的文化是一个闭锁的文化，它除了强调所谓的民族文化自净力之外，也会在多元比较中走向灭亡，因为按其自足性而言，它本能地拒斥他者文化的袭人，从而多元文化陷入选择悖谬。这正如以赛亚·伯林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并不存在超然的价值，那么自由的价值本身也不是超然的，而且我们就没有理由非得接受将宽容和相对主义作为一种首要的善(good)，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么我们可以拒斥宽容；但自由主义坚持我们应当接受宽容，因此自由主义违反它自己的基本原则。”事实上文化的多元是相对的，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够孤立于世界历史之外，何况在现代传媒异常迅捷的当代社会。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体或民族的文化对其他文化所采取的辩证态度，如果一种文化没有勇于接受外界文化挑战的勇气，那么也说明这种文化生命力的衰微。每种文化都是在一种合理的吐故纳新中延展的，开放性才是后现代文化的真正特征。如果没有文化比较，没有文化普世性的公共特征，那么文化就是不可评价的，人们只能对文化保持沉默，从而谈论“文化迟滞”也不可能。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人创造符号的活动实质上是向“文化人”的一种生成，即使主张“文化自治选择”，也不可能使一种文化不受外来影响而存在，文化本身意味着在世遭际。每种文化是有价值的，因而在其合理性上应主张一种平等的文化对话，而其中求同存异是现实的原则。但文化从来是社会交往的产物，不同文化只是交往的范围和方式不同。随着媒介信息的广泛传播，每个民族的文化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他者文化的渗透影响。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包括哈贝马斯和罗尔斯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在为解决现代的文化危机而谋求建构一种普世性的价值体系。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没有共同的价值标准和规范就不可能持久，更谈不上持续发展，多元文化生存的阿基米德点在于某一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比较中得到定位和求得进化，而不是一味地强化自足。另外，多元文化主义所过分强调的文化个性和自由是否意味着一个形而上学的教条?它遑论文化的无厘头，也不再追求崇高，这样“不思不想”的文化是在用感性挤压和排斥理性，充其量其不过是非理性的“色拉拚盘”。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离不开终极性的形而上学承诺，因而多元文化必然地要求“文以载道”的回归。后现代文化发展应该在文化的个性与共性的冲突和融合中保持张力，通过领域分离获致自由，通过职能分工而得到自治。在公共领域，各文化又需寻求共通的对话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