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现代性是科学的现代教育培养和传统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会打上本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因而儒家文化中的“智仁双修”、“义利统一”和“天人合一”等思想对于人的现代性的培养,具有积极的作用。
所谓人的现代性是指与现代化社会运作模式相适应的人的心理、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系统。人的现代性的培养即人的现代化,它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人的“现代性”,亦即现代人的基本特征;二是培养人的现代性的过程,亦即现代性的“化”。前者侧重于静态的指标与特征,相当于实现的目标,后者侧重于动态的过程。当然,从根本上来讲,人的现代性也会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不是绝对恒定不变的。
关于现代人应具有哪些特征,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英克尔斯等人对人的现代化问题作出了开创性研究。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英克尔斯等人提出,理想的现代人是一组相互联系的个人品质的综合,这些品质和特征可以概括为12个方面:(1)准备和乐于接受新的经验、新的观念、新的生活与行动方式;(2)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并能够顺应和接受社会的变革;(3)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4)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与惜时;(5)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讲求效率;(6)计划;(7)知识;(8)可依赖性和信任感;(9)重视专门技术,有愿意根据技术水平高低来领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基础;(10)乐于让自己和他的后代选择离开传统所尊敬的职业,敢于挑战教育的内容和传统智慧;(11)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12)了解生产及过程。作者认为,现代人的素质构成应具有鲜明的主体人格、科学的理性精神、高度的伦理自觉。它包括人的现代科技技能、科学文化水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精神的变革等综合素质的提高。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性最突出的表现和重要内涵,而人的现代性最终是通过人格来体现的。
人的现代性不会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而自发产生,必须通过科学合理的现代教育来培养。任何国家教育的发展,都和自己的文化背景相结合,打上自己文化的烙印。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与我们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潜在的文化精神。我国学者吴忠民在《渐进模式与有效发展》一书中,就明确把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思想、重视人伦的倾向等作为有利于培养人的现代性的历史遗产。儒家文化中的仁民爱物、重信守义、中正宽厚的道德品质和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对于人的现代性的培养,同样具有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一)“智仁双修”的人格理想
儒家十分注重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所以,儒家文化的代表孔子,在设计其人格理想时是把仁义之道立于核心地位的,在其毕生修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艺”中,就充分体现了其重德行的思想。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孔子“仁”的思想。“仁”,包括广泛、丰富、深邃的内涵,是指人所具有的一种内在的自觉性,一种人通过修身养性而成为贤人乃至成为圣人的自我意识。“仁”是规范人们相互关系的原则,“仁者爱人”就是人与人关系的体现。孔子认为与人相处,一要真诚,二要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还要克制私心,推己及人: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另一方面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即是“忠恕”之道。也就是说所欲所不欲都得考虑到人我双方,不能只顾自已,要站在别人立场上来行事,表现出对他人人格和意志的尊重。另外孔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上的主动进取精神及个人的内省体察,他曾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宋代儒家强调的“慎独”,重在自我内在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即“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就是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儒家的这些思想,正符合培养独立自主的现代人格的需要。
儒家虽然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但也并没有完全排斥智育的地位相反,孔子十分重视伦理学与认识论的沟通,将“爱人”与“知人”结合起来,寻找仁道与理性的统一,追求“智仁双修”的人格理想,孔子提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未知,焉得仁?”董仲舒也说过“仁而不智,则受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这与今天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目标是相通的。因此现代教育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某些有益滋养,通过理性的整合,用以塑造现代人的内在品质,提高现代人的道德素养,使“智仁双修”的人格理想成为现代人的执著追求。
(二)“义利统一”的价值导向
人生存于世,决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在各种关系之中。因此,学会处理好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成为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生存于社会的首要条件。那么,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伦理准则呢?儒家文化中的“义利之辨”思想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义利孰为至善标准的问题上,孔子主张重义轻利,倡导“义以达其道”,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主张“义以为上”、“以义制利”。孔子在高扬道德价值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弃绝“利”,只是在“义”与“利”的冲突中,强调“见利思义”、“义与之比”,反对不义而富,不义而贵。此后的孟子也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一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又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可见,儒家的“义利观”包含了某此合理的思想内核,是对人类功利性行为的伟大超越,对十今天培养现代人的为人民服务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培养高尚的品格和博大的胸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天人合一”的博大情怀
“天人合一”是儒家追求的理想精神境界,儒家不仅注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而且由己及人、由人及物,关怀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认为天道与人道一体,所以,他们以德合天地为圣人的根本品格或理想境界,提出“仁者与万物为一体”的天道原则,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之博大情怀。在《孟子·尽心章句上》,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城,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就是说,人如果充分发展人的本性,不仅可以知天,而且可以与天合一。在这过程中,人的自我中心和自私将会减少,使人觉得“人”和“己”、“人”和“天”之间的差别也不复存在。大自然具有“万物并育而被”、生生不息的品格,而作为具有理性自觉的“人”,就应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也就是说要追求一种与天地自然一样的精神品格,以期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回眸“天人合一”的儒家文化,使我们更加感悟到它对于缓解、化融人与自然的冲突与对立,召唤人性的回归,培养现代人重视生灵、关爱生命的德性,乃至培养现代人从关心自己发展到关心整个人类及地球的博大情怀,具有巨大的价值意义。
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的终结。从历史发展上看,现代化倾向本身就是人类传统文明的健康的继续和延伸,它一方面全力吸收了以往人类历史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一方面又以传统所从来未曾有过的创造力和改造能力,把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作为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蕴含着积极的、健康的、永续性的内容,现代中国人需要真正去理解传统思想遗产,并主动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和存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