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官僚主义与大学体制的现代性重构

我国大学教育体制面临的诸多问题导源于官僚主义文化环境。对大学教育体制的现代性重构需要从官僚主义文化环境改造入手，将严密科层制化的、行政命令式的、资源控制和价值理念诱导的官僚主义文化进行必要的改造。建立官僚体制与学术权力之间的稳定平衡。重塑大学的自主精神。形成独特的价值理念和自我主体性，恢复大学的本真与个性。

　　论文关键词：官僚主义；大学体制；现代性重构

　　大学体制与大学的发展方向、理念、目标及其实现方式具有密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前者决定后者。我国的大学体制在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较深地受到我国官僚主义文化传统和照搬前苏联大学体制所造成的路径依赖的影响，正处于艰难转型和传统未定的阶段。本文主要从官僚主义文化方面探讨了其对我国大学体制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了我国大学体制现代性重构的基本设想。

　　一、去个性化：我国大学的官僚主义表征

　　现代性是指普世性的转换每一个体、每一民族、每种传统社会制度和理念形态之处身位置的现实性力量，导致个体和社会的生活形态及品质发生持续性的不稳定的转变。将现代性概念放在大学教育的语境中，是指普世性的使大学制度和理念发生变化的现实性力量，使大学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实现制度、效率、功能的持续提高。我国的大学教育处于持续变革、飞速发展的现代时空中，理应作为知识、智力、创新产品的提供者，不断为社会变革提供养料，成为社会变革的发动机。然而，我国的大学教育在大量耗费国家财力的情况下，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深究其原因，大学的官僚主义特征需要为此承担主要责任。
　　官僚体制是现代政府提高管理效率的一种手段。马克斯·韦伯认为，合理的官僚体制的一般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形式主义，这是保障所有人的生活机会，防止任性专断最省力的途径；一是官员们采取实质上的功利主义，以制定规章细则的方式，确保行政管理任务的完成。然而，官僚体制不仅仅存在于合理的维度中，当其超越一定的限度后，就演变成官僚主义。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管理机构数量增加，管理层次增多，机构变得臃肿，官职人员庞杂，造成无效率、推诿扯皮、公文泛滥等一系列问题。二是产生更多的形式主义，无法因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
　　官本位是官僚主义的一种典型表现，以官本位为核心的官僚主义不仅存在于政治制度中，而且也渗透到了其他领域，我国的大学也是官僚主义的重灾区。官本位意识已经渗透到高校党政管理工作、教学科研工作、学者评价与学术认定工作、等多个层面。官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作为现代性变革发动机的大学的活力，使我国的大学呈现奇异的千人一面的景观．缺乏大学理应具有的活力和独特个性，在程式化的按部就班的模式中抑制了个性的张扬。
　　阿什比认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但是在不同背景下的大学发展都是在自身特殊的环境因素影响下形成不同的特色。一所大学能否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特色，是它能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生命线和标尺。相比于我国的大学，无论是百年名校，还是成立时间较短声名寂廖的大学，都存在缺乏个性，没有形成自己特色和比较优势的困境。究其根源，在于官僚主义之祸。在官僚体系的主导下，大学的资源围绕官僚体系配置和展开，使大学表现出去个性化的特征。
　　我国的大学在官僚主义这根指挥棒下，出现官僚体制目标和大学教育理念及精神的二元分立。而在官僚主义处于强势的情形下，大学自主的教育精神和教育理念只能服从和服务于官僚主义的需要。
　　放弃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出现教育理念向官僚体制的自适应，从而严重削弱了大学的个性和独立性。在官僚主义主导下，我国大学的去个性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大学片面地追求高大全。所谓高，乃是层次越高越好，没有硕士点的要上硕士点，有硕士点的要上博士点，反而本科教育被忽视，本科教育的水平降低。规模变大，学科变全，但是大学教育的质量并没有实质的提高，大学也在千校一律的雷同中，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和特色。
　　第二，与大学的去个性化相适应，大学培养的学生也缺乏个性，象机械化流水线上出来的产品。我国的大学教育为学生预设了一套满足时代需要的价值观念和目标，大学生被有意无意地向程式化和模块化的成材目标引导，最后大学教育的产品是程式化和模块化的。
　　第三，学术研究上的平庸化，缺乏有个性、有创见的研究成果。大学行政权力的主导性在很大程度上牵制和削弱了大学科研的自主性，大学科研人员的研究目标常常受到行政目标的干扰，也受到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大学科研人员为了获得资源，不得不向行政权力倾斜，以满足行政目标的需要，从而造成科学研究的世俗化和应景化泛滥。
二、资源垄断和路径依赖：扼制大学创新的瓶颈

　　官僚主义在大学中的普遍盛行形成行政权力在大学决策中的主导地位，其后果为：一是主体本末倒置，行政人员成了支配学校的核心；二是价值系统倒置，行为价值不取决于教育价值、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而是取决于它与行政权力的顺应度；三是机构膨胀，冗员过剩，部门和个人都热衷于升格；四是教育资源浪费，大量资源消耗于非教学科研的行政和准行政行为。
　　官僚主义在大学中的主导地位表现在对资源的垄断上，主要包括科研经费、职称晋升、国内外进修等方面。而大学的教师、研究人员为了获取这些资源，只能在官僚体系中向各级官员表达忠诚，以便从官僚体系中获得所需资源，从而形成了获得教学和科研资源而依附于官僚体系的现象，自主的科学研究成为行政权力的婢女。
　　路径依赖是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影响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并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正是这种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一个系统一旦选择了这个制度，无论它是否有效率，都很难从这种制度中摆脱出来。我国官僚主义体系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广泛主导地位，是我国传统文化、大一统理念和专制主义思想所决定的，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平衡，并在自我维系机制中得到强化。在行政权力的主导下，大学科研和教学向行政权力的依附关系得到确立和强化，形成了教学和科研围绕行政轴心转动的机制。
　　但是，官僚主义的理念和目标与教学及科研的目标存在很大的差异，官僚主义追求行政效率和官僚体系中各个职位上人员的利益，官僚体系中的升迁和提拔以忠诚度和行政能力为标准。科学研究以创新能力、钻研能力及与学生的沟通能力为标准。在官僚主义体系中，行政权力对资源的主导性和垄断性，使它有分配资源的专断地位，而它在分配资源时主要以忠诚度和行政能力为考核的标准，而不是以创新能力、科学钻研能力及与学生的沟通能力为标准，从而不能保证科研和教育资源有效地到达具有创新、钻研、与学生沟通等能力的人手中，形成科研和教学资源的虚掷和浪费，阻碍了科研创新和教书育人目标的实现，成为扼制大学创新的瓶颈。
　　另一方面，位于官僚主义体系中的大学教学和科研人员，在行政权力垄断资源的环境下，为了获得教学和科研资源，不得不向行政体系的理念和目标作自适应的调整，即放弃从事科学研究所必须具备的个性、自主性和锐气，向行政权力表达忠诚，削弱了大学的个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从而牺牲了大学的理念和目标。
　　虽然我国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种大学的主管层都曾提出，要发展教育自主性，鼓励学术研究自由，给教授和其他科研人员更多的自主权利，提升学术权力在高等教育格局中的地位。然而，在我国大学教育中形成的行政权力主导地位，已经成为教育体制中的稳定结构，任何对行政权力改革或削弱的举措，难免陷入路径依赖的陷阱，其后果是使一些在学术和科研上有成就的教授在保持其教授身份的同时，增加了一些行政职务，实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合一。在表面上，二者合一增加了教授在高校权力架构中的话语权，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妥协。但是，它并没有真正解决大学的自主性和科学研究自主性问题，它仍然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来安排学术权力的权重，并没有改变学术权力的附庸地位。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合一，造成比单一的行政权力主导地位更可怕的后果，学术权力纯以科研业绩和创新能力为评价准则，当学术权力戴上行政权力的光环后，学术权力会被进一步放大，拥有该学术权力的人的科研业绩和创新能力会被不切实际的夸大。从而在学术圈出现以行政权力为支撑的学术泰斗和学术权威，形成资源垄断和对某一领域科学研究话语权的垄断，难免会有意无意打击后生晚辈在该领域的超越，形成门派和学阀，阻止不同观点和不同学派的发展，从而扼杀了大学科研的推陈出新。

　　三、程式化和单一化：教学、科研的虚假繁荣

　　官僚主义存在于大学组织内部，也存在于大学组织之外。大学的上级领导机构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建构，二者之间是领导和被领导．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大学组织内部的官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上级官僚主义的延伸，来自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命令决定了大学内部的体制建构。这种关系。造成如下几个方面的后果。
　　第一，在上级行政命令指挥棒下．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组织，其独立性、自主性和个性化特征逐渐消失，成为一个标准化的．以生产大学生和相关产品的科层制工厂。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提出“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政策．在这一政策的主导下，全国上下高校合并之风盛行，高校扩招之风盛行。这些改革不是来自内部的需求和冲动，不是内发型动力的后果，而是来自上级政府机构的行政命令。上级政府行政干预的结果．是在外形上形成一些标准化的，与世界所谓一流大学看齐的．模式化甚至模块化的工厂式大学，大学的特色、个性、自主性受到损害，学生被培养成类似于机械化工厂所生产的标准产品，大学的个性消亡的同时．学生的个性也随之趋同化。
 

第二，上级主管部门以评估和检查的形式．对大学的行为模式进行控制和诱导，将大学塑造成行政主管部门所希望的样式。
　　中国大学目前的一大特色是评估和检查多如牛毛。为了使检查和评估通过，大学额外地设置相关职能部门，专门用于准备评估资料。一方面增加了官僚机构的数量和系部的工作负担，另一方面干预了正常的教学工作，一些评估和检查项目使大学教育褪化为中学教育，需要根据八股式的模式组织教学，否则就难以通过评估。这将大学教育变成另一种类型的应试教育。
　　第三，上级主管部门以掌握的资源，通过课题立项的形式，控制和引导大学科研人员的学术研究工作，间接地、隐晦地干预和限制了学术自由和研究自由，使大学的研究项目限定于上级主管部门所希望的题域内。
　　目前由各级主管部门发布的各种类型课题很多，它一方面为大学的科研人员提供了较为充裕的经费．繁荣了学术研究。另一方面．由于上级领导部门视野的局限，以及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所发布的一些课题缺乏学术价值，由此而产生的成果大多为应景之作，浪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同时，造成虚假的学术繁荣景象。主要体现在：一是研究缺乏原创性．多数研究是“模仿”和“搬运”；二是学术产品的低水平重复，造成虚假的学术繁荣景观；三是研究的题域有许多伪命题，缺乏学术价值。由此而堆积起来的学术成果缺乏存在的根基。

　　四、去官僚主义化：大学体制的现代性重构

　　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祛魅的过程，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理性化。理性作为现代性主流的意识形态之一，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起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将现代性放在我国的教育语境中探讨．即通过一系列与教育有关的措施，建构起符合教育自身发展规律．促进人才培养和核心竞争力养成的制度安排和教育结构。
　　我国大学教育体制面临的诸多问题导源于官僚主义文化环境，对大学教育体制的现代性重构需要从官僚主义文化环境改造人手．将严密科层制化的、行政命令式的、资源控制和价值理念诱导的官僚主义文化进行必要的改造，重塑大学的自主精神，形成独特的价值理念和自我主体性．回复大学的本真与个性。
　　本文所谓“去官僚主义化”并不是倡导大学体制结构中的无政府主义．也不是对大学内在结构及外部结构体系的整体解构。而是在以严密的科层化体制和对资源、价值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官僚主义以及大学独立、自主、个性化发展空间之间寻求适当的妥协和平衡，既要建立适当的科层化控制机制，保持官方在大学中话语权和主导地位，又要给大学在自主发展、自我定位、自我精神和自我价值走向上以足够的空间，让以脑力和智识库最为密集的大学校园充分发挥其优势，以感知、追踪、确认和建立核心价值，把握时代的方向和脉搏，培养切合时代和社会需要，也切合自身需要和自我发展的各层次人才。
　　“去官僚主义化”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
　　1、大学内部体制的“去官僚主义化”
　　以科层体制为基础的官僚主义存在于任何复杂的社会组织中，理性化和追求效率是其产生的动力机制，大学也不例外。科层体制在促进大学的效率，组织教学和科研方面具有优势，既能节约成本，也能提高工作效率。然而，大学科层体制如果实施工厂化管理，将难以达到效果。
　　因而，大学科层体制的管理和控制系统与大学科研人员与教学人员自主空间之间需有一个稳定平衡。非常简洁的思路是，“天使的归上帝，魔鬼的归撒旦”。将学术和行政的界限划分清楚，科层体制负责日常事务和行政工作，由研究人员组成的学术委员会之类的自律组织负责学术、科研和教学工作，用严谨的规章制度确立学术职务和行政职务的排斥性，二者不能得兼。适当增加学术委员会之类组织的话语权，用严谨的章程规定学术委员会成员的职业操守，若有违操守，将使违者负担不能承受之重。
　　2．大学外部体制的“去官僚主义化”
　　我国的大学一般分为部属和省市属两种类型，但是无论是部属和省市属，都会受到教育部和省市救委的双重领导。这种管理体制和我国大一统思想及中央集权管理模式有密切的关系。在目前教育部和省市相关教委直管的模式下，形成了较强的路径依赖，对大学外部体制的去官僚主义化主张不可能由大学内部体制的改造来完成，也不可能摆脱上级领导机构的管辖，取得大学自治或独立的地位。因而，大学外部体制的去官僚主义化并不是要取得大学独立或自治地位，而是要在大学自主权与外部机构领导之间建立稳定平衡，即大学有一定的自主权；上级领导机构维系对大学的控制和领导，但留给大学足够的空间，沿着大学认为正确的路线探索前进。
　　大学自主性和外部官僚主义领导之问如何平衡?大学在行政和学术二元划分的环境中自主发展，大学有权确立学术发展的方向，有权确立学生培养方案和培养方向，有权由学术委员会来确立这些方向。外部领导机构主要加强对学术委员会之类组织的运作程序、规范性、委员会成员的职业操守进行监督和评估，以程序化的手段展开对违反委员会成员职业操守的行为进行处罚。教学评估内容根据大学确立的发展方向设定，上级领导机构监督评估内容的执行情况，不自己组织评估，由委员会之类的组织负责实施，上级领导机构承担监督和处罚的职责。
　　在研究资源的分配上，上级领导机构不设定具体的选题，由大学科研人员自由申报，不作题域的限定和引导，充分维护大学学术研究自由。
　　大学有自己的发展思路，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兴趣和学术优势，有对时世的洞察和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即大学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大学作为智力集中的场域，也是民族和国家利益的承载者，在民族和国家实现利益方面，大学有科学研究的优势，但作为局部性的个体也存在其局限。这有赖于存在于外部的领导机构的指导和全盘统筹，实现大学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从这一方面而言，上级领导机构仍然要作科学研究方向的指导，由国家利益需要决定大学的科学研究走向。
　　大学体制的现代性重构并不是将现有体制作整体性解构，而是对现存体制的权力架构进行调整和安排，区分科层制官僚体制和学术委员会之类自律组织的分际、职责和权限，日常事务由科层体系管理，学术、科研和教学的方针、政策由学术委员会制定，存在于外部的上级领导机构承担监察的职责，监督、评估学术委员会之类自律组织履责的情况，必要时给予恰当的干预。在监控和大学自主、学术自由的平衡架构下，实现大学体制的现代性重构，充分发挥和实现大学的现代性功能。